倒爷，还有一帮跟他年纪相仿的学生。车灯昏黄，烟味、汗味、茶叶蛋的味混在一处。陶爱民靠窗坐着，裤腰里那一圈硬硬的纸贴着肚皮，随车身一颤一颤。
他不跟人搭讪，也不闭眼。三十七年坐火车的规矩，他又捡了起来：东西贴身，背靠车厢壁，脸朝人多的方向，困了眯一刻钟，醒一次，摸一次腰。
邻座是个跑单帮的，五十来岁，看他一路警醒，乐了：“小兄弟，出门带的啥金贵物件？“
“学费。“陶爱民答。
“学费随身带两千？“对方撇撇嘴，显然不信，也就不再问。
车过苏州，跑单帮的泡了一缸子浓茶，话匣子打开了。他跑了六年券，芜湖、合肥、武汉都走过，讲起各地的行情如数家珍。陶爱民不多话，只是听，偶尔递一句：“合肥真有六八折的价？“老头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挂牌是有，可人家一天放两百个号，天不亮去排队，排在后头就白搭一天。本地黄牛跟柜台里的人熟，号都被他们把着——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他说着摇头，“这碗饭，吃的是腿，更是人头熟。“
陶爱民点点头，把这些话一句一句收进心里。他前世分管过金融，知道柜台后面也是人，是人就有规矩、有缝隙。合肥的路怎么走通，等到了合肥再说——先把脚下的路走稳。
夜里十一点，车过一条大江，桥很长，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车轮的声音变成轰隆隆的一片。对岸的灯火铺开来，一眼望不到头。
上海快到了。
陶爱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在心里把账又算了一遍：两千五的面值，上海柜台要是挂九十七块五，就是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挂九十五，是两千三百七十五；就算砸到九十二，也还有两千三百——本钱两千，路费饭钱六十块，怎么算，这一趟都亏不了。
这笔账他算过不下二十遍。可他还是又算了一遍。前世审过的可研报告里，凡是拍着胸脯说“稳赚“的，他都要打回重做——世界上没有稳赚的买卖，只有把最坏的情况算清楚了的买卖。
车轮的声音慢下来。广播里的女声报出站名，普通话，末了又用上海话报了一遍。
车停了。人潮涌向车门。
陶爱民最后摸了一次腰，把帆布包的带子勒紧一扣，随着人流下了踏板。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清晨五点五十，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