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钟头后回来，手里攥着一沓钱——他去站长家借了一千五，站长连条子都没让他打，他回来自己按着桌子写了一张，压在存折底下。
三千六百块，凑齐了。
借条是陶爱民写的，一笔一画：今借到杨立冬人民币三千六百元整，月息一分，自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一日起息，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本息一并还清。落款，陶爱民。
“要什么息。“杨立冬把借条折了折，塞进抽屉，“自家骨肉。“
“亲兄弟明算账，舅。“陶爱民说，“您的钱也是一把扳手一把扳手挣的。利息一分不能少——这也是这条上划横线的事。“
杨立冬看了他一眼，没再推。临出门，他送父子俩到院门口，忽然站住，指了指棚子底下那两台拆开的拖拉机：“爱民，你懂的那个行情，能不能看看农机？站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我这手艺，县里一半的手扶拖拉机是我修的，可修理部就是挣不着钱。“
“舅，机械修理往后是大买卖。“陶爱民说，“眼下还不行，光有手艺，没有本钱，没有路子。等我读完这两年书，咱们爷俩坐下来，好好算这笔账。“
杨立冬咂摸了一下这句话，点点头，没再多问。
傍晚回到家，母亲把父子俩堵在堂屋，从怀里摸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五十八块钱。
“镯子呢？“陶爱民问。
“城关老银匠那儿押着。“母亲说，“人家说了，六十天内去赎，原价赎回。“
“妈，我说过镯子不能动。“
“你舅都把存折拿出来了。“母亲的声音不高，可一个字都不让，“你爸把猪卖了，妈连对镯子都拿不出来？五十八块，六百块整，你舅三千六——四千二，一分不差。妈不能让你揣着个零头出门。“
陶爱民看着那五十八块钱，看了足有十秒钟，伸手接了。他知道，这种时候推回去，伤的不是他的心，是母亲的。
夜里，煤油灯下，他把作业本翻开新的一页，一行一行往下写：
存折，一百三十七元六角。稻谷，三百一十二斤，四毛五一斤，一百四十元零四角。毛猪，一百七十六斤，一块五一斤，二百六十四元。镯子，五十八元。家里小计，六百元整。舅舅，三千六百元。合计，四千二百元。
写完，他从上到下又核了一遍。加总没错，一笔都没错。
他吹灯躺下，在黑暗里睁着眼。这四千二百块，一半是父亲拉了三十年板车的腰，一半是母亲当了嫁妆的手腕。是债，也是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