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带着他参加了几次学生集会，给他讲了很多道理。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刘禹衡正在家里吃早饭。他爹刘栓柱在灶台前忙碌着，他娘在给他弟弟刘二和穿衣服。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紧接着是轰隆隆的炮声，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地往下掉。
“又打起来了？”刘栓柱手里的锅铲掉在了地上。
刘禹衡放下碗筷，站起来说：“爹，娘，我得走了。”
“走？去哪儿？”王秀禾一把拉住他的袖子，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抗日。”他只说了两个字。
那一年他十二岁。他用的是刘禹衡这个名字，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前他就改了，他觉得刘大刚这个名字太土，配不上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临行前，他站在家门口的胡同里，最后看了一眼那扇斑驳的木门。弟弟刘二和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哇哇地哭。他弯腰把弟弟的手掰开，摸了摸弟弟的脑袋，说：“二狗，好好读书，听爹娘的话。”
然后他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他跟赵刚一起离开了京城，去了圣地。那是他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走了整整一个多月。
到了圣地之后，赵刚直接去了抗大学习。刘禹衡也想直接去抗大，但他的年龄实在太小了，才十二岁，抗大最年轻的学生也比他大好几岁。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文化水平，先安排他到高中上了一段时间，确定他的知识足够，只是年龄小了点而已，然后才让他进了抗大。
1939年，他从抗大毕业的时候，才十四岁。
十四岁的孩子，在和平年代还在上初中，在这个年代已经是一个扛枪的革命军人了。那时候老旅长正好回来汇报工作，一眼就看中了他。
“这小鬼头，年龄不大，脑子倒是灵光。”老旅长拍了拍他的脑袋，手上带着厚厚的茧子，拍得他脑袋嗡嗡响，“跟着我吧，在我身边待一年，等大点儿了再下去。”
就这么着，刘禹衡在老旅长身边当了一年的参谋，其实是通讯员兼秘书兼跟班，什么都干，端茶倒水跑腿送信，什么都做。那一年他学了不少东西，不只是打仗，更多的是做人。老旅长这个人，打仗是一把好手，骂人也是一把好手，但对身边的人特别护犊子，谁要是欺负他身边的人，他能跟人急眼。
1940年，赵刚去了独立团当政委，跟李云龙搭档。刘禹衡也待不住了，跟老旅长软磨硬泡了半个月，终于被放了出去，到了下面一个团当了个小连长。
42年，他当上了营长。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团长了。他跟李云龙的关系一直不错，两个人都直来直去，没什么弯弯绕绕，虽然刘禹衡比李云龙小了十多岁，但两个人挺投脾气。李云龙有时候拿他当小弟弟逗着玩，有时候又把他当成正儿八经的战友，喝酒的时候什么都聊。
1947年初，他跟李云龙一起提了师长。那一年他二十二岁，是全军最年轻的师长之一。
1948年年中，他升任纵队副司令。渡江战役之前，他接任了纵队司令。
然后就是现在，1949年6月，他带着四万人马、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两个榴弹炮团，正打到两广边上，眼看就要建功立业了，突然接到命令：回京赴命。
刘禹衡翻了个身，想起了那个世界的家，想起了手机和互联网，想起了很多再也回不去的东西。
但他更多的是想这个世界的家，那个在南城胡同里的小院子，那些斑驳的砖墙和低矮的屋檐，他爹刘栓柱，他娘王秀禾，还有他弟弟刘二和。
十二年过去了，他们还活着吗？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他弟弟今年应该二十岁了，会不会也上了战场？他爹娘的身体还好吗？还能认出他吗？他走的时候才十二岁，现在都二十五了，长高了一大截，声音也变了，模样也变了，就算是亲爹亲娘，也不一定认得出他了。
火车咣当咣当地跑了一整夜，又跑了一个白天。
六月十一日傍晚，火车终于晃晃悠悠地进了前门火车站。
“司令员，到了！”小孙把他的东西收拾好，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站在包厢门口等他。
刘禹衡深深地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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