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把手电移过去。数字“一九七四”从石边滑到中央。我出生那年。再往下是“二〇〇八”。两组数字之间刻一道短横。
我仍没有立刻接受它写的是生卒。周年展览本就使用时间线，活动公司也知道一九七四。可石头上不该把二〇〇八放在终点。
碑转到四十五度，“川先生”三个字露出来。没有贺，没有青，只保留外面最常叫的称呼。它可以指我，也可以指任何借我名字的人。
黎真低声让工程员停。不是害怕，是要记录此刻位置。若继续转，石面会与木架摩擦，可能损坏粉尘、指纹或夹在边缘的东西。她戴新手套检查四边，发现底部夹着一只透明袋角。
袋在箱底夹层，不取底板无法完整拿。我们先拍，再继续翻碑。十一点二十七分以后，仓库里没有人说一句闲话，只有滑轮齿轮一格一格响。
十二年前，我在鱼市记六辆车、一百三十枚铅封，才从范魁手里拿回十元。那时《孙子兵法》被雨泡烂，我只懂多算一次。后来白鹭少一瓶酒、金鸥漏一处雨、赵坤断一城货、老阮差一枚手印，每件事都教我把别人不愿看的一格留着。
木箱里的人也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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