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了。
“了不起！”“有出息！”“建国真是烧了高香了！”“一机部劳动模范，咱整条胡同头一份！”“那是头一份？全京城都没几个！”
陈建国站在人群中间，双手叉腰，嘴唇紧抿着——不是不高兴，是太高兴了，怕一开口声音发颤丢人。
他的腰杆从进院门那一刻就没弯过。
此刻被众人围着，左边的人夸他“教子有方”，右边的人说他“好福气”，他只觉得这辈子值了。先进集体的锦旗算什么？翻毛手套算什么？
他儿子站在那，就是最大的面子。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到一刻钟传遍了整个四合院。
后院最东边那间屋子里，孙福来正坐在炕沿上搓草绳。
他今年五十六，在街道办事处干了半辈子杂活，级别不高不低，刚够养活一家老小。
往年日子紧巴巴但还过得去。今年困难时期一来，票证缩紧，家里七口人的嘴巴全指着他那点工资，过得捉襟见肘。
但真正让他睡不着觉的，不是吃饭问题。
是他大儿子孙志刚。
孙志刚今年二十五，高中毕业三年了。本该分配工作的年纪，赶上了特殊时期，岗位冻结。街道办打了十几次报告，人事局那边回回都是“等通知”。
三年了。还在等。
孙福来搓绳的动作停了。
院子里的嘈杂声隔着墙都能听见——“陈卫东回来了”、“劳动模范”、“红星厂一个亿”……一句句往他耳朵里钻。
他放下手里的草绳，慢慢站起来。
走到窗边，掀开半截棉门帘往外看了一眼。
前院方向乌泱泱一群人，隐约能看见陈建国那个挺得笔直的后背，还有一个穿灰色夹克的年轻人。
孙福来的喉结动了动。
他放下门帘，在屋里转了两圈。又坐下，又站起来。
最后，他从炕头摸出旱烟袋，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睛眯着，盯着前院的方向，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