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万人的冶金部直属大厂。八级工，满打满算，不超过五个。
陈卫东走在杨厂长旁边，开口问了一句。
“杨厂长，厂里七级以上的技术工人，总共多少？”
杨厂长的笑容顿了一拍。
这个问题戳到了他的痛处。
“不瞒你说——”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多了几分苦涩，“七级十一个，八级五个。加起来十六个人。撑着全厂百分之四十的精密件生产任务。”
“五八年那会儿，冶金部搞大西北建设，从我们厂抽了一批骨干去支援酒钢。走了七个七级工，三个八级工。”
他摇了摇头。
“走了就没回来。”
陈卫东没接话。
但他知道还有另一层原因。
老师傅们藏活儿。
这年月，技术就是饭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
七级工手里的绝活——淬火时机、配合公差的手感、热处理变形量的经验补偿——这些东西不写在书上，全在脑子里。
师傅愿意教，徒弟三五年能出师。师傅不愿意教，徒弟干一辈子也只能在四五级打转。
结果就是——高级工越来越少，青黄不接。
而高级工少带来的直接后果：精密零件加工能力不足，只能依赖进口机床的自动化程序来弥补。
苏联专家一撤，那些进口设备的维护手册、备件供应全断了。
这是个死循环。
陈卫东把这些信息存在脑子里，没当场说。不是他的事，也不是今天来办的事。
但迟早要碰。
十点四十。
杨厂长办公室。
比章厂长的办公室大一圈。苏式办公桌，实木的，桌腿粗得能当柱子。墙上挂着全厂生产进度表，红蓝两色的线条交错。
众人落座。
茶倒上了。这回不是龙井——是铁观音。杯子也换了，带盖的青花瓷。
门被推开。
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走进来，中等身材，面相精明，两只眼睛不大但亮，一进门先扫了一圈在座的人，然后目光定在陈卫东脸上。
停了两秒。
“陈工？”
陈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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