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了。他在脑子里模拟过河的步骤——先带羊过去，回来，带狼过去，把羊带回来，带白菜过去，回来，带羊过去。行得通。他抬起头，正要说出答案，张不言又开口了。
“孙秀才，这道题不急。我还有一道。”
他在木板上画了一个表格，横三行竖三列，九个格子。然后在格子里填了几个数字，留下几个空格。“每一行、每一列、每一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字加起来，都要等于十五。请填空。”
孙文昭看着那个表格，额头上渗出了汗。数字，又是数字。他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经世济民，算数？那是商贾小贩才做的事，是账房先生才学的本事，他一个秀才，不屑于学，也不会。
张不言看着他，目光平静。他没有嘲笑，没有得意，只是说：“孙秀才，你问我的三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问你的三个问题，你也答不上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你学的是经义，我教的是逻辑、数学、自然。没有谁高谁低，只是东西不一样。”
孙文昭的脸涨得通红，想反驳，但张了张嘴，发现没什么可反驳的。张不言确实答不上他的问题，但他也答不上张不言的问题。公平。他咬了咬牙，折扇在手里捏得咯吱响，最后说了一句“告辞”，转身走了。两个同窗跟在后面，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木板上的那些题目，眼神里有困惑，也有不甘。
他们走了，但消息传出去了。县学的秀才们听说孙文昭在张不言那里吃了瘪，更不服了。一个接一个地来，有的单独来，有的结伴来，有的客客气气，有的趾高气昂。张不言来者不拒，谁来都一样——不辩经义，不考据典，不做诗，不作文。他只出题，逻辑题、数学题、推理题。题目不难，但需要动脑子，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那些习惯了“子曰诗云”的秀才们，面对这些题目，大多抓耳挠腮，答不上来。
有的不服气，说“这些不是学问”。张不言说：“什么是学问？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学问。你说你读了二十年的圣贤书，那我问你，青石县的渠为什么挖不通？流民为什么安置不好？土匪为什么剿不灭？你说不出办法，你的学问有什么用？”对方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有的虚心求教，说“张先生，这些题目，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张不言说：“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前人想出来的。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他说的是实话，但这些秀才不信。在他们看来，能想出这些题目的人，一定是天才。张不言不解释，也没法解释。
陈文远每次都站在旁边，看着张不言跟秀才们过招，眼里满是崇拜。他不是崇拜张不言的学问——他知道张不言的经义水平连县学的蒙童都不如，他崇拜的是张不言的脑子。这个人总能用一种他们想不到的方式，把问题翻过来、倒过去、拆开了、揉碎了，然后轻描淡写地扔回去。他不跟你辩，不跟你吵，不出恶言，不伤和气，只是出一道题，让你自己想。你想通了，自然就服了；你想不通，回去接着想，想通了再来。
有一天傍晚，秀才们走了之后，陈文远忍不住问：“先生，您那些题目，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
张不言从书箱里翻出《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翻到数学分册的逻辑推理部分，给他看。陈文远接过书，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题目和答案，手开始发抖。他不认识简体字，但数字他认识，图形他认识，那些“如果……那么……”“因为……所以……”的句式他也能猜出大概。他翻了几页，抬起头，看着张不言，眼眶红了。
“先生，这本书……”
“不能给你。”张不言把书收回来，“但你可以抄。抄多少算多少，抄完了自己琢磨，琢磨不透来问我。”
陈文远用力地点了点头，从那天起，每天下午多了一件事——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他抄得很慢，因为很多简体字不认识，要问张不言；很多数学符号没见过，要问张不言；很多逻辑术语不理解，要问张不言。但他抄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每一个符号都画得仔仔细细。他说，这本书是宝贝，不能糟蹋了。
一个月后，县学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不是秀才，是教谕。姓郑，叫郑明诚，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在青石县教了三十年书，桃李满天下，青石县有功名的人，大半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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