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亮着。他端粥进去的时候，张不言不是在背书就是在抄书，眼睛熬得通红，人瘦了一圈，胡子也好几天没刮了。赵大虎心疼得不行，劝他歇一歇，他说“歇了就来不及了”，然后继续抄。
周氏每天给他炖汤，红枣枸杞鸡汤，一碗一碗地灌。张不言喝得想吐，但每次都喝得干干净净。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人在活着。他身后有周明远，有赵大虎，有那些流民，有那些孩子在看着他。他不能倒下。
上午去县衙处理公务，下午去工地盯进度。这两件事他不能撒手，也不敢撒手。县衙的事有周明远盯着，但很多事需要他拍板；工地的事有赵大虎盯着，但他不亲自去看看，心里不踏实。渠快挖通了，荒地快开出来了，第一批流民的安置房也在盖了。这些都是他的心血，不能因为备考就荒废了。
晚上继续看书。刘同知每隔三天来一次，给他讲经义，改八股文。刘同知第一次看到他写的八股文时，表情很精彩。张不言还记得那个场景——刘同知拿着他写的文章，眉头皱成了川字，嘴巴抿成了一条线，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张县丞，你的诗写得那么好，文章怎么……这么……”
“烂。”张不言替他说了。
刘同知没接话，但那表情就是默认了。烂。不是一般的烂。立意浅，结构散，用典少，字迹还难看。刘同知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的八股文写得这么烂。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也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进步得这么快。张不言学东西的方式很特别——不追求理解，先模仿。刘同知给他改了一篇文章，他拿回去抄了十遍，抄到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下次写的时候，他就照着那个结构套。套着套着，就套出了门道。
半个月后，刘同知再看他写的文章，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不是因为烂，是因为他看到了进步。那种进步不是一点一点的，是一截一截的。上一次还是“不堪入目”，这一次已经是“勉强能看”了。刘同知教书二十年，从没见过这种学法。他把这归结为“文曲星下凡”，张不言知道，这叫“临时抱佛脚”。
书房的墙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他记不住的文言文实词、虚词、通假字。桌子上堆满了八股文的范文，有从书铺买的，有刘同知带来的，有他自己写的。墨汁洒在桌面上，干了又洒，洒了又干，留下一块一块的黑渍。毛笔写秃了好几支，砚台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赵大虎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就端一碗热茶进去。张不言接过茶，喝一口，继续写。赵大虎站在旁边，看着他写，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但觉得先生写得很认真，很用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先生，”有一天晚上，赵大虎忍不住问，“您本来就是文曲星，还用得着学这些吗？”
张不言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看着他：“文曲星是文曲星，我是我。文曲星会的东西，我不一定会。我要是因为自己是文曲星就不学了，那才是真傻。”
赵大虎没听懂，但他觉得先生说得有道理。
一个月的时间，在忙碌和焦虑中过得飞快。
张不言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了。刘同知说他“勉强能考”，周明远说他“没问题”，赵大虎说他“肯定中”。他自己心里没底。他从来没考过古代的科举，不知道考什么，不知道怎么考，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水平。他能做的，就是把能背的都背了，能写的都写了，能练的都练了。剩下的，交给运气。
临行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看书。他把书房收拾干净，把桌上的书摞好，把墙上的纸条撕下来，把写秃的毛笔洗干净。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怀里掏出那颗绿色的玻璃珠，举到油灯下看了看。珠子还是那么绿，那么亮，里面的螺旋花纹在灯光下缓缓转动，像一个小小的宇宙。
他把珠子攥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