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回来的当天晚上，沈北川没回家。
他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夜，写了一份六页的报告。
天快亮的时候程砚秋来上班，看见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推门进去，沈北川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写满字的纸，烟灰缸里堆了五六个烟头。
程砚秋皱眉：“你一夜没睡？”
“睡不着。”沈北川把报告推过去，“你看。”
程砚秋拿起来从头看。看到第二页她就不说话了。看到第四页她脸色变了。看完最后一页她把报告放下来，抬头看着沈北川。
“你这话写得够重的。”
沈北川靠在椅背上：“哪句？”
“'我们用了四年找回了三百多位英烈，但他们活着的亲人有些比死了还苦。这不是国家该有的样子。'你确定要交上去？这话……”
“怎么？不能说？”
“不是不能说。是说了之后会得罪人。”
“得罪谁？”
程砚秋没接话。
沈北川站起来把窗户推开，早晨的冷空气灌进来，他深吸了一口。
“砚秋，我跟你说周老汉的情况。八十七岁，瞎的，一个人住在山里。房子的门框都歪了，随时可能塌。吃饭是自己摸着灶台煮粥，那凉了都不知道。半年没人来看他。半年。”
他转过身看着程砚秋。
“他儿子是为国家牺牲的。三十年了他一个人等着。老伴死了以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这叫什么？”
程砚秋低下头没说话。
“名单上还有一百多户。”沈北川声音沉下来，“我不可能每一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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