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秋雨，下了三天没停。
不是基隆那种横着走的暴雨，也不是台北那种缠绵的细雨，是带着赣地特有湿冷的绵密秋雨，像一层化不开的哀愁，罩着这座刚刚经历过血与火的老城。沈砚之站在福音医院后院的灵堂前，身上的军装还沾着牛行车站的硝烟和泥点，左臂的伤口只是简单包扎，血水渗出来，和雨水混在一起，在袖口凝成暗褐色的硬痂。
灵堂简陋。
北伐军刚克南昌，百废待兴，连口像样的棺材都难找。程振邦的遗体停在院中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身上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是总司令部特批的，以彰其功。但没有党徽，也没有将星，只有一面旗，和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那是他刚从山海关打出来时穿的，打了十几个补丁，肩膀处还留着当年在冀辽战场上被清军刺刀挑开的裂口。
沈砚之掀开帘子走进去。
棚子里点着白烛，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的线香和福尔马林混合的气味。程振邦静静地躺在门板上，脸色比烛光还白，嘴唇却微微抿着，像是在睡梦中还在琢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的右手放在胸前，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一枚山海关的城砖碎片，沈砚之当年攻破城门时，掰下来送给他的。他一直带在身边，从山海关到南京，从云南到江西，走了整整十五年。
“军长，您臂上的伤……”副官想上前，被沈砚之抬手止住。
他走到程振邦身边，缓缓蹲下。膝盖砸在泥地上，溅起一小片水花。他伸出没受伤的右手，轻轻掰开程振邦攥得死紧的手指，把那枚城砖碎片拿出来，攥在自己手心。砖屑扎进掌纹，有点疼，但比起心里的空，这点疼算不了什么。
“振邦，”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山海关的雪，我替你看了。今年冬天，咱们就能打回去。”
灵堂外传来脚步声，是赵北溟。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色比棚子里的光线还沉。“军长，总司令部来电。白总指挥对程副军长的牺牲深表哀悼，但……”
“但什么？”
“但军情紧急，牛行大捷后，孙传芳残部沿南浔线向北溃退，九江守备空虚。总司令部命令，我部稍作休整，即刻北上，追击残敌，攻克九江，直取安庆。”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把那枚城砖碎片小心地放进自己胸前的口袋里，贴着心口。他站起身，走出棚子。雨丝打在脸上，冰凉刺骨。福音医院门口，二师的官兵们自发地聚在泥地里，没有哭声，没有喊声，只有无数双红肿的眼睛，盯着灵堂的方向。他们大多穿着破旧的军装，打着绑腿，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底，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很多人胳膊上缠着黑纱，是用破布条染的，颜色深浅不一，却系得整整齐齐。
看见沈砚之出来，几千人齐刷刷地立正，敬礼。没有军乐，没有口令，只有雨水砸在钢盔上的“噼啪”声。沈砚之回了个礼，手臂抬到一半，牵动伤口，眉头皱了一下，但礼数一丝不苟。
“弟兄们，”他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院落，“程副军长走了。他不是第一个走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从山海关到南昌，我们死了太多兄弟。他们为什么死？为了不让孙传芳这种人再骑在老百姓头上拉屎！为了不让中国的土地再插满外国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沧桑的脸。
“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