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让你做了什么？"沈砚之蹲下来，盯着他的眼睛。
"他……他还让我每周去一次汉口的'德记茶馆'，找一个穿灰色长衫的茶客，把军中的调动情况告诉他……"李福根抽泣着说，"军长，我真的只是想要点钱寄回家……我娘病了，我弟弟要娶媳妇……我不知道这是通敌啊……"
沈砚之站起身，对赵铁林说："把他押下去，单独关押，不许任何人接触。"
赵铁林应了一声，叫人把李福根拖了出去。审讯室里只剩下沈砚之、赵世诚和沈浩三人。
"赵主任，你怎么看？"沈砚之问。
赵世诚推了推眼镜，沉思片刻："李福根应该是被钱德润拉下水的，属于贪财被利用。但钱德润……他绝不是为了几百大洋。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参谋，在第八军干了五年，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犯不着为了五百块钱冒杀头的风险。他背后肯定还有人。"
"查钱德润。"沈砚之斩钉截铁，"查他的银行账户、他的社交圈、他最近接触过的人。特别是——查他和总司令部特派员之间有没有联系。"
赵世诚和沈浩同时一怔。特派员的事，沈砚之只在上次通话中听程振邦提过，连赵世诚都不知道详情。沈浩忍不住问："军长，特派员怎么了？"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吹散了室内的浑浊空气。远处江面上，隐约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低沉而悠长，像一声叹息。
"沈浩，你去办两件事。"他关上窗户，转身说道，"第一，派人去汉口码头守着，盯住钱德润。如果他有任何异动，立刻向我报告，但不要打草惊蛇。第二，你去联络'老郑'，让他帮我查一个人——总司令部特派员，姓贺，名国光，字元靖，四川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沈浩记下，转身离去。
赵世诚看着沈砚之的侧脸，欲言又止。他看得出来，沈砚之的眉头锁得很紧，比审讯李福根时还要紧。
"沈军长，特派员的事……"
"赵主任，"沈砚之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看着他，"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第八军在武汉做的事情，支持工人运动，保护农民协会，允许地下党人公开活动——这些事，传到广州和南昌，会是什么反应？"
赵世诚心头一震。他当然想过。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他在第八军的工作开展得比在其他任何部队都要顺利。沈砚之不仅不阻挠，反而暗中支持。但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是多么"扎眼"的事情。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钱德润通敌叛变，也许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沈砚之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也许，有人希望第八军出问题。有人希望我们打败仗。有人希望……我们被定性为'赤化'部队，然后名正言顺地把我们收拾掉。"
赵世诚倒吸一口凉气。他虽然年轻，但也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浪。沈砚之的这番话，像一把刀，直接剖开了他心底最深处的恐惧。
蒋介石的"清党"意图，地下党内已有察觉。周恩来同志在广东就曾警告过，要提防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但赵世诚没想到，这把刀，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来得更快、更狠。
"沈军长，如果……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您打算怎么办？"
沈砚之沉默了很久。他走到桌前，拿起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又放下。
"我十五年前在山海关起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大清亡了，我以为革命成功了。再后来袁世凯称帝，我以为革命失败了。再再后来，军阀割据，我以为中国没救了。但现在，北伐军打到了长江边，老百姓箪食壶浆，工人罢工、农民分田——我才知道，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千千万万人的事。"
他转过身，看着赵世诚，目光坦诚而坚定：
"赵主任，我沈砚之不是蒋介石的私产，也不是任何人的工具。我是革命军人，我只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我背叛革命、屠杀同胞，我宁肯把这支枪掰断，也不会扣下扳机。"
赵世诚的眼眶红了。他站直身体，向沈砚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不是下属对上级的礼节，而是一个革命者对另一个革命者的致敬。
"沈军长，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都不会忘记第八军，不会忘记您。"
沈砚之还礼。两个人的手在半空中短暂相握，像两根钢铁焊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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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沈浩匆匆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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