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她声音平得像杯温吞水，“早稻田毕业，做过驻天津领事，汉学底子深厚，能用《论语》跟中国官员谈关税。”
张作霖侧过脸，那目光又来了——掂量，深究，像秤杆称金，一丝一毫都不放过。
“还听说什么？”
守芳没躲。
“还听说，他上个月在关东军俱乐部讲过一次话。”她顿了顿，“讲的是‘满洲铁路运营与地方军政关系之重构’。”
张作霖没接话。
堂外风卷积雪，扑簌簌打在窗棂上。
良久，这个在奉天城盘踞了十二年的东北王，忽然笑了一声，短促，浑浊，像老柞树被冬风刮断了一根枯枝。
“妈了个巴子，一个日本小鬼子，念几本圣贤书，就想重构老子的地盘。”
他没看守芳，转身往堂外走，皮靴踩在青砖上铿铿作响。
走到门槛边，脚步停了。
“明儿个让马祥带你上城楼转转。”他没回头，“奉天城这几年盖了不少新楼，有的高过城垛子了。”
守芳垂首：“是。”
张作霖的背影消失在廊下。
守芳立在空堂中，慢慢攥紧了袖口。
他知道。
他知道自己从不出帅府却对关东军俱乐部了如指掌；知道自己今夜穿旧褂子不只是念旧；知道自己站在这香案边，看见的绝不只是这一间祠堂。
他知道，但他不点破。
这叫枭雄。
守芳缓缓松开手。
奉天城楼筑在旧城垣上，高三丈六，青砖缝里生着枯黄的瓦松。
腊月二十九，风停了，雪住了，日头惨白地挂在天边。
张学良陪她登楼。
他今日没穿军装，一身灰呢长衫，外罩黑缎马甲，袖口露半截白衬里，干干净净，不染纤尘。登楼时他走在前面半步，不时回头，虚虚伸手虚虚收——那是多年教养磨进骨头里的妥帖，对谁都如此，并非只对她。
守芳想起这个人后来的路。
西安事变，幽禁半生，晚年口述史里提过一句：“我最恨日本人，也最了解日本人。”
那是五十年后的话。
此时他还年轻，十五岁，未来的东三省讲武堂监督，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但此刻，他的眼睛里没有五十年后的倦怠，只有少年人刻意藏锋、却藏不尽的光芒。
“姐，你看什么？”
守芳立在垛口边，迎风远眺。
脚下是奉天旧城，万家灯火初上，炊烟混着煤烟，在半空铺成一片苍灰色的云。再往西，越过城墙、铁路、洋灰马路，是商埠区——
日式木屋毗连欧式洋楼，三菱、三井、大仓的招牌在暮色里亮起电灯，明晃晃刺眼。俄国东正教堂的洋葱头顶着残雪，像一颗冻僵的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楼最高，七层，钢筋水泥，屋顶架着天线，日夜不停向东京发送电报。
那是别人的国，建在我们的地上。
守芳收回目光，声音轻得像雪末子。
“看我们的家。”
张学良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没说话。
“看这座城。”她又说。
远处奉天驿的钟楼传来报时声，沉郁，钝重，一下一下敲在冻硬的土地上。
“看这片土地。”
张学良沉默良久。
“姐，”他忽然开口，嗓音低了几度，“你心里有事。”
不是疑问，是陈述。
守芳转头看他。暮色里这个年轻人眉目沉静，像一口深冬的井，面上无波，底下却不知藏了多少暗流。
她想起史料里写的：张学良十九岁执掌卫队旅，二十三岁授陆军中将，二十六岁打理整个东三省的军务外交。
没人天生是纨绔。
“我心里有一张图。”守芳说。
她抬起手，指尖点在城楼西侧虚空。
“这里是商埠地。日本人有铁路，有驻军，有领事裁判权，有东亚第一流的间谍网。关东军参谋本部设在旅顺，情报本部设在大连，南满铁路沿线三十三个站点，每一个站点都是楔进东北身体的铁钉。”
指尖东移。
“这里是老城。奉军七个旅，看似分驻各地，实则被铁路切割成互不驰援的孤岛。一旦有事，日军从旅顺发兵，四十八小时内可抵奉天城下。”
张学良的呼吸顿了一瞬。
守芳没停。
“北边，俄国人虽退守中东路，野心未死。南边，张宗昌、褚玉璞各自为政，直系、皖系余部伺机而动。日本人扶植的宗社党残余在旅顺招兵买马，川岛浪速的‘满**立运动’从未停止。”
她放下手，声音归于平静。
“这张图，乱得像一团缠死的丝线。想解，得先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