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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巴达维亚的第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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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屋门口,慢慢地喝着。旁边的老头凑过来,低声说:“后生,你今天多割了?“

    “嗯。“

    “别出这个头。“老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你多割了,明天他们就要加量。加到你割不动为止。这儿的规矩不是能者多劳,是把你榨干。“

    张振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老头,老头的脸在暮色里黄得像一张旧纸,两只眼睛凹在眼眶里,却没有光。那眼神跟他在红头船底舱里见过的那些人一模一样——空洞,麻木,像是已经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张振勋低头喝了一口稀饭,没有说话。

    夜里的橡胶园安静得吓人。没有鸡叫,没有狗吠,只有青蛙在远处的水塘里鼓噪,此起彼伏,像在开一场永远不散的会。棚屋里挤了二十几个人,每人只有一块窄窄的木板,翻个身都会碰到旁边的人。有人在打鼾,有人在翻身,有人在低声地哭。

    张振勋躺在木板上,睁着眼睛望着屋顶。屋顶是茅草铺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几颗星星。那星星跟海上看见的一样,又大又亮,冷得发蓝。他想起了车轮坪村的星空,想起母亲在灶间给他熬的红薯粥,想起陈珏站在村口榕树底下对他说“我等你“。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还温热着。他把铜钱攥在手里,闭上眼睛。

    我不能死在这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答应了要回去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钝刀子割肉。

    橡胶园里的规矩越来越多。不准说话,不准蹲着歇脚,不准在树下躲雨。每天早晨五点铜钟敲响之前,所有人都得站在空地上点名,谁迟到了,当天的饭就扣一半。张振勋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人一天比一天瘦,颧骨从脸上突了出来,下巴也尖了。可他那一双眼睛反而越来越亮,像两粒烧红的炭。

    他在观察。他观察棚屋四周的地形,观察守卫换班的时间,观察哪段篱笆最矮、哪段路的草丛最深。他把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记在脑子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字一样,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园子里不是没有人跑过。张振勋来的第二周,就有三个年轻人趁夜跑进了橡胶林。第二天天亮,守卫牵着狗追了出去,下午的时候,三个人被拖了回来,浑身是伤,腿都被打折了。彼得站在空地中间,一句话没说,只是用马鞭挨个指了指那三人。守卫把他们拖到那两根木桩前面,用铁镣锁住了脚踝,就那么晾在太阳底下晒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那三个人被抬走的时候,人事不省。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跑过。

    但张振勋在等。他等一个机会。

    那机会在第二个月里来了。那晚下了暴雨——南洋的暴雨跟大埔的山洪不一样,大埔的雨是泼下来的,南洋的雨是倒下来的,天上像被人捅了个窟窿,整条天河的水全浇了下来。风刮得棚屋的顶都快掀了,雨打在茅草上噼里啪啦响,什么也听不见。

    张振勋在黑暗中坐起来。

    他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个叫黄阿福的少年——在橡胶园,两个人一直挨在一起睡。张振勋在阿福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三下,那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

    阿福坐了起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张振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园子里悄悄地拢了七个人——都是同船的,都是年轻人,都是还想着跑的人。

    “今晚,“张振勋贴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地说,“雨最大的时候。从西边的篱笆翻出去,钻进橡胶林,往南跑。南边有条河,过了河就没人追得上了。“

    七个人在黑暗中点了点头。没有人多问一个字。

    雨最大的时候是后半夜。风在棚屋外面咆哮,雨点打在屋顶上像有一万个人同时在敲鼓。张振勋趴在门口听了片刻,然后一挥手,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棚屋里溜了出去,贴着墙根的阴影,朝西边的篱笆摸过去。

    雨太大了,视线几乎为零。他们在雨幕中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踩在泥里,扑哧扑哧地响。好在雨声盖住了一切,连狗叫都听不见了。他们摸到了西边的篱笆——那里有一段矮墙,上面爬满了藤蔓,是张振勋提前看好的。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翻了过去。张振勋是最后一个。他双手撑住篱笆的顶端,身子往上一纵,两条腿刚要翻过去——

    他听见了一声尖叫。

    那声音不大,从篱笆另一边的一间小木屋里传出来。那是荷兰人彼得住的房子,他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

    张振勋的脚已经搭上了篱笆顶,只要一翻身他就出去了。可那声尖叫在他耳朵里钉住了,钉得他动弹不得。那是个孩子的声音,跟红头船底舱里那个病死的孩子的声音差不多大小。

    他咬了咬牙,翻身落了回去。他朝篱笆那边低声喊了一句:“你们先走!往南跑!“

    然后他转身朝那间小木屋跑去。

    木屋的门虚掩着,被风刮得砰砰响。张振勋一把推开,屋里一片漆黑,有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床角,正在哭。是彼得的儿子,五岁的荷兰小孩,金发的小脑袋埋在膝盖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概是风暴把窗子刮碎了,碎玻璃扎了孩子的脚。他是在下床找人的时候被扎的,一个人困在黑暗里,找不到爸爸妈妈,只能哭。

    张振勋朝那孩子伸出手。那孩子吓得往后缩了一下,抬起泪汪汪的蓝眼睛看着他。张振勋不会说荷兰话,他只会陈伯教的几个词。他蹲下来,把声音放得很轻很慢,用刚学来的马来话掺着荷兰词说了一句:

    “别怕。跟我走。“

    他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那孩子犹豫了一下,终于伸出两条小胳膊,搂住了张振勋的脖子。张振勋抱着他冲进了雨里,朝橡胶园的主屋跑去。他跑到一半,迎面碰上了追赶来的彼得和几个守卫。

    雨幕中,彼得的白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草帽早被吹飞了,金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耷拉在额头上。他看见张振勋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脸上的表情先是惊愕,然后是恐惧,再然后——

    “放下他!“他怒吼着扑了上来,一把夺过孩子,随即一脚踹在张振勋的胸口。

    张振勋被踹翻在泥地里,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眼前一阵发黑。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几个守卫已经扑了上来,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头上、背上。

    “跑!他带人跑了!他是头儿!打!往死里打!“

    他蜷在泥地里,双手抱着头,咬着牙承受着那些拳脚。肋骨断了一根,他听见了那声“咔嚓“;牙被打掉了一颗,他尝到了满嘴的血腥味。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喊叫,只是把身子缩得更紧了一些,像一只被踩进泥里的乌龟。

    “住手!“

    那声音是彼得的。荷兰人的声音在风雨中有些发抖,但他喊得很响。

    “他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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