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泥浆里挣扎了整整四个小时。
郑洞国坐在后座，脊背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
“军长，前面就是指挥部。“副官从前座扭过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郑洞国睁开眼。车窗外，雨幕如织，将整个世界都染成了灰绿色。这是一九四四年四月的缅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与喜马拉雅山的寒流在此交汇，造就了这世上最狂暴的雨季。雨水砸在宽大的芭蕉叶上，发出擂鼓般的轰鸣；远处的山峦隐没在铅灰色的云层里，仿佛一头头蛰伏的巨兽，随时准备吞噬那些胆敢闯入它们领地的人类。
他的目光越过雨幕，落在前方那座英式小洋楼上。米黄色的外墙已经斑驳，爬满了暗绿色的藤蔓，二楼的百叶窗半开着，透出昏黄的灯光。那就是史迪威的指挥部，也是今天这场会议的战场。
“停车。“郑洞国突然说。
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在路边。郑洞国推开车门，踏入及踝的泥水中。冰凉的雨水瞬间打湿了他的军装，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站在路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支，却没有点燃——雨水太大，火柴早潮了。
他就那么叼着那支烟，望着南方那片被雨雾笼罩的原始森林。
野人山。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也是这样的雨季。杜聿明军长率领第五军三万将士，就是从那个方向退入缅北原始丛林的。没有地图，没有补给，没有药品，只有日军的追兵和老天爷的怒火。郑洞国当时奉命率部在更北线作战，没有亲历那场大撤退，但当他后来在印度兰姆伽见到那些从野人山走出来的幸存者时，这个见惯生死的铁汉，竟在深夜的营房里痛哭失声。
他至今记得那些细节。三万人进去，不到三千人活着出来。那不是撤退，那是一场集体殉葬。
更可怕的是那些没有走出来的人。他们在丛林深处迷了路，在沼泽中慢慢下沉，在毒蚊子的包围中发烧至死。有人发了疯，脱光衣服在树林里奔跑，最后掉进深不见底的峡谷；有人为了抢一口发霉的干粮，拔刀相向，死在自己人手里。野人山吃人不吐骨头，它不在乎你是军官还是士兵，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它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渺小如蝼蚁。
“军长……“副官撑着伞跑过来，声音里带着担忧，“雨太大了，您会着凉的。“
郑洞国摆摆手，将那支湿透的烟捏碎在掌心，任由烟丝被雨水冲走。“走吧。“他说，声音低沉得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该去面对了。“
他大步走向那座小洋楼，皮靴踩在水坑里，溅起浑浊的水花。每一步，他都走得沉稳有力，仿佛不是去赴一场唇枪舌剑的会议，而是去指挥一场真正的战役。因为他知道，今天的会议桌上，同样有一场硬仗要打——而且这场仗的胜负，将决定成千上万年轻生命的存亡。
会议室里弥漫着烟草、咖啡和潮湿军装混合在一起的气味，浓重得几乎让人窒息。
史迪威坐在长桌尽头，佝偻着背，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军装的领口敞开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衫。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支铅笔，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哒哒、哒哒——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也是他不耐烦的征兆。他的脸色很差，眼窝深陷，显然已经连续多日没有好好睡过一觉。缅北的战局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肩上，而华盛顿方面的催促、重庆方面的猜忌、伦敦方面的掣肘，更让这块巨石沉重了十倍。
长桌左侧坐着美军参谋团的军官们。参谋长柏特诺准将是个身材魁梧的波士顿人，红脸膛，鹰钩鼻，此刻正用一根细长的指挥棒敲打着桌面，发出清脆的“啪啪“声。他的军服熨得笔挺，勋章擦得锃亮，与史迪威的邋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副官们围在身旁，像一群等待主人发令的猎犬，不时发出低声的附和。亨特上校靠在窗边，嘴里叼着一根已经嚼烂的雪茄，目光游离在窗外的雨幕中，神情淡漠。
长桌右侧，中国军官们坐得笔直。孙立人穿着一身笔挺的卡其布军装，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平静而深邃，手里捧着一本笔记本，不时用钢笔记录着什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而非统兵万里的将军。但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这位“儒将“在战场上有多狠——仁安羌一役，他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击溃日军数千，救出七千英军，震惊世界。廖耀湘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个湖南汉子身材敦实，方脸膛，浓眉下一双环眼不怒自威，军装的袖子卷到肘部，露出两条肌肉虬结的胳膊，上面布满了蚊虫叮咬的疤痕。他是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却半点没有洋派头，倒像是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老农，粗犷而实在。
郑洞国走进会议室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他。
“郑，你迟到了三分钟。“史迪威抬起头，声音沙哑。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美式口音，但用词准确。
“路上塌了一段路，“郑洞国脱下湿透的军帽，交给门口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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