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无非是叮嘱他好好吃饭、好好穿衣、不要和人打架、杂货铺的账要记清楚、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爹娘的坟——但他今夜不想打开。
不是因为怕看，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那个承诺。他对着香囊里那张看不清的纸，又像是问姐姐，又像是在问自己：“姐姐到底写了什么……写了这么多年，我竟一个字都不曾读过。”烛火跳了一下，他的影子在墙上晃了一下。他轻轻摇了摇头，将香囊重新贴在胸口，隔着衣料能感觉到香囊布面粗粝的触感，和当年姐姐把它塞进他手里时一模一样。
陆悬鱼闭上眼睛，那一天的画面便不受控制地浮了上来，清晰得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建武元年前十年，也就是大燕景平三年。那年他十七岁，姐姐十九岁。父亲已经在三年前被崔氏豪强打死，母亲在父亲死后第二年也走了。杂货铺的生意还没起色，他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进货、摆摊、算账、讨价还价，忙到深夜才能在柜台后面铺条草席睡一会儿。姐姐在家里操持一切，洗衣做饭劈柴挑水，每天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还父亲生前欠下的药债。
那年秋天的赋税格外重，衙门三天两头上门催收，崔氏当铺的账房先生也在巷口堵过他两次，说再不还钱就拿杂货铺抵债。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眼睛下面是一圈深深的青灰。姐姐的眼睛下面也有一圈青灰，她也没说，只是每天起得更早了，晚上睡得更晚了，把攒钱罐里的铜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站在厨房里，背对着门，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有一天傍晚他收完摊回来，发现杂货铺的大门敞开着，屋里悄无声息。他喊着姐姐的名字穿过堂屋、穿过厨房、穿过后院，把三间屋子来回找了两遍，嗓子喊哑了也没有人应。最后他在堂屋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样东西——不是什么传家的宝物，不是金银珠翠，只是这只香囊。他从小看着姐姐绣它，绣了快一个月，拆了绣、绣了拆，手指上扎了好几个针眼，每一针都歪歪扭扭的，但她不肯让娘帮忙，说“这是我绣给弟弟的，要自己绣才灵验”。
绣好之后，姐姐摘了院子里新开的一朵兰花，晒干，连同几片采来的艾叶、几颗不知从哪里求来的平安米，一起塞进香囊里。收口的时候用牙齿咬着红绳的一端，右手用力一拉，红绳便紧紧系成了一个双环结。
他把香囊拿起来的时候，香囊沉甸甸的，里面除了花瓣和艾叶，还夹着一张叠成小方胜的纸。他当时没有心思看纸上写了什么，因为他刚放下香囊就在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对折的字条，字条上是姐姐歪歪扭扭的字迹——和香囊上那朵兰花一样歪歪扭扭，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像是一笔一划刻在纸上的。字条上的话他记了半辈子，每一个字都烙在骨头上，至死都不会忘。
“弟：姐被卖到信都一户人家做婢，换了二十两银子还债。你自己好好过日子，别找姐。姐没用，没能帮你撑住这个家。弟当自强，勿念。”
十七岁的他捏着那张字条，手在发抖。他没有哭，没有喊，甚至没有追出去。他知道姐姐已经走了很久了——字条是下午写的，墨迹早已干透了，他追不上也找不到，何况就算追上了又能怎样？
他没有二十两银子，就算把杂货铺连房子带存货全部卖掉，也只能凑出十两出头。姐姐用自己还了这笔债，保住了杂货铺，保住了他住的地方，保住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点家业。她把家里最后一碗粥倒在了他的碗里，自己走了。她在字条上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姐没用”，一句是“弟当自强”。这两句话从那天起就刻在了陆悬鱼心上，刻得很深。
他把字条和香囊一起塞进怀里，站起来走到杂货铺门口。门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晚霞正在西边的天际线上烧成一片猩红色，远处南市方向还隐约传来商贩收摊的吆喝声。他站在门口，望着巷子的尽头，那是去信都的方向。他没有追，只是站了很久。邻居王婆从巷子里路过，端着碗去隔壁借盐，看到陆悬鱼站在门口发呆，叫了他一声，他没反应。王婆又叫了一声，他才慢慢转过头来，把脸上的所有表情都收起来，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没事，婆婆。”，然后转身回了杂货铺，关上了门。
那一夜他没有睡觉。
从景平三年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最初的几年，他几乎把信都城里的人牙市场和所有高门大户都打听遍了。信都离邺城不算远，走官道骑马不过三五天的路程，他每次攒够了一点盘缠就骑着杂货铺进货用的那匹老骡子往信都跑，到了信都就挨家挨户地敲高门大户的后门，用最卑微的语气向那些门房和管家打听：“请问府上十年前买过一个年轻婢女吗？十九岁，姓陆，瘦高个，下巴尖尖的，会绣兰花。”门房们十有八九连门都不让他进，有的不耐烦地挥手让他快走，有的干脆放狗出来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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