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菈接过，咬了一小口。粗糙，酸涩，混着一股霉味。她咽下去，像咽下一块碎玻璃。
瓦西里低声说：“拉多加湖的‘生命之路’还没完全冻上，运输车队损失很大。德国飞机天天轰炸冰面。粮食运不进来，伤员运不出去。”
刻律德菈想起重庆的长江运输线，想起八路军在太行山的补给困难。战争在不同的土地上，呈现出相似的残酷面孔。
一周后，她目睹了一次德军进攻。那天清晨，薄雾笼罩着冻原，能见度很低。突然，炮火撕裂了寂静——德军的火炮开始轰击，炮弹落在苏军阵地上，掀起冻土和残肢。刻律德菈蹲在掩体里，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炮击持续了二十分钟，然后德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开始冲锋。
苏军还击了。没有炮火支援——火炮早已缺少弹药——只有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子弹打在坦克装甲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一辆德军坦克被反坦克枪击中起火，但更多的坦克继续推进。
刻律德菈看到伊万操作着那挺马克沁机枪，枪管发红，副手不断地往水冷套筒里加雪。德军的MG34机枪扫射过来，伊万旁边的装弹手倒下，胸口开出一朵血花。伊万看都没看，继续射击。
这场进攻持续了一个小时。德军最终被击退，留下了三十多具尸体和两辆燃烧的坦克。苏军阵地前也倒着十几个人，有些还在**。卫生员匍匐前进，把伤员拖回战壕。
刻律德菈帮着一个卫生员包扎——那是个年轻女兵，叫娜塔莎，额头被弹片划伤，血糊住了眼睛。刻律德菈用急救包里的纱布给她止血，动作熟练得让娜塔莎惊讶：“你当过护士？”
“在西班牙。”刻律德菈简单地说。
包扎完，她站起来，环顾战场。冻土被炮弹翻了个遍，雪被血染红，然后冻结成暗红色的冰。死去的德国士兵躺在那里，姿势各异，像被随意丢弃的玩偶。一个苏联老兵在收集阵亡战友的身份牌，每收集一个，就低声说一句：“兄弟，回家了。”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刻律德菈在日记里写道：“列宁格勒是一座饥饿、寒冷、但拒绝死亡的城市。这里的士兵每天只吃125克面包，却要战斗十二个小时。妇女和儿童在工厂里生产弹药，老人在废墟中搜寻木柴。德国人以为饥饿和寒冷会摧毁他们的意志，但他们错了——绝望不会让人投降，只会让人更顽固地抓住生命。”
她开始思考如何帮助这座城市。仅仅报道不够，她要行动。她找到瓦西里，提出一个建议：“芬兰军队在卡累利阿地峡对吧？我研究过芬兰人的战术——他们擅长滑雪突袭、小分队渗透、利用森林地形打游击。德军不熟悉这种战法。我可以训练一支小分队，用芬兰人的方式对付德国人。”
瓦西里盯着她看了很久：“你是记者，不是军人。”
“我在西班牙打过三年仗。”刻律德菈平静地说，“我见过德国人怎么打仗，也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在太行山，我见过八路军用更简陋的武器牵制日军。原理相通。”
或许是战况太危急，任何可能的帮助都值得尝试。瓦西里最终同意了，从侦查营抽调了十五个士兵——都是西伯利亚猎人出身，熟悉雪地作战。刻律德菈教他们滑雪技巧（她从芬兰记者那里学过）、雪地伪装、设置陷阱、夜间突袭。她强调：“不要正面交锋。骚扰、伏击、破坏补给线。让他们睡不着觉，吃不上热饭，时刻提心吊胆。”
第一次行动在十月初。刻律德菈没有亲自参加——瓦西里不允许——但她在指挥部等消息。凌晨三点，小分队回来了，带回两个德军俘虏、三支步枪和一批文件。队长谢尔盖，一个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猎手，脸上带着冻伤，但眼睛发亮：“我们摸到了他们后方营地，干掉了哨兵，放了把火。德国人乱成一团，我们趁乱抓了两个舌头。”
刻律德菈审问了俘虏。他们是巴伐利亚人，抱怨列宁格勒的寒冷和游击队的骚扰。“我们宁愿去非洲沙漠，至少那里暖和。”一个俘虏嘟囔道。
这次成功鼓舞了更多人。很快，列宁格勒前线出现了十几支类似的小分队，专门在夜间活动，袭击德军薄弱环节。刻律德菈不居功，她把战术写成手册，通过瓦西里分发到各部队。手册用俄语写成，标题是《雪地游击战要点》，署名是“一个曾在西班牙和中国作战的记者”。
与此同时，她继续履行记者职责。她去工厂采访，看到妇女和少年在机床前工作，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只有一碗稀汤和半块面包。她去医院采访，看到伤员挤满走廊，药品短缺，医生用烧红的刀给伤员截肢。她去学校采访，看到孩子们在防空洞里上课，老师用木炭在墙上写字。
十一月底，拉多加湖终于完全封冻。“生命之路”开通了，卡车车队在冰面上行驶，运送粮食和弹药，运出伤员和妇女儿童。刻律德菈随一支车队过湖，冰面在车轮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远处德国飞机像秃鹫一样盘旋，随时可能俯冲扫射。
车队领头的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胡子，叫米哈伊尔。他一边开车一边唱歌，歌声粗哑但有力：“嘿，宽阔的第聂伯河在咆哮**……”刻律德菈坐在副驾驶，怀里抱着一个发着高烧的小女孩——孩子的母亲在轰炸中死了，她要被送到后方孤儿院。
“你不怕吗？”刻律德菈问。指德国飞机。
米哈伊尔咧嘴笑了，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怕？怕就不来了。列宁格勒有三百万人在挨饿，我们怕了，他们怎么办？”
车队在冰面上行进了六个小时，中途遭遇两次空袭。米哈伊尔猛打方向盘，卡车在冰面上打滑，差点翻车。高射机枪向天空射击，一架德国飞机拖着黑烟坠入湖中。没有人欢呼，大家都太累了。
到达东岸时已是黄昏。刻律德菈把小女孩交给红十字会的护士，孩子烧得迷迷糊糊，但紧紧抓着她的手指不放。护士用力掰开，低声说：“愿上帝保佑你，也保佑这孩子。”
刻律德菈没有上帝可祈祷。她站在湖边，望着西岸列宁格勒的方向。城市笼罩在暮霭中，像一座巨大的坟墓，但坟墓里的人们还在呼吸，还在战斗。
十二月初，她被紧急召回莫斯科。瓦西里转达的命令含糊其辞：“上级需要您回去，有重要任务。”
离开列宁格勒那天，下着大雪。谢尔盖来送她，递给她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拿着，路上吃。”
刻律德菈打开，是一块真正的黑麦面包，没有掺木屑。“这太珍贵了……”
“你教我们的战术，救了很多兄弟的命。”谢尔盖说，脸冻得通红，“这面包是我从口粮里省下来的。你要活着，继续写，让全世界知道列宁格勒没有投降。”
刻律德菈收下面包，也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托付。
回到莫斯科，她才知道所谓“重要任务”是什么——监听。
内务部找到了她，一个叫安德烈的中校接待了她。办公室在卢比扬卡大楼深处，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台灯照亮堆满文件的办公桌。
“我们知道你在重庆为军统做过电讯分析。”安德烈开门见山，他是个秃顶的中年人，眼睛像两颗冰冷的玻璃珠，“我们需要你帮忙监听一些……特殊频率。”
刻律德菈警惕起来：“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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