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说话，晚上睡觉的时候所有人都面朝墙壁，背对着过道，好像多看别人一眼就会被刺一刀。
后来有一天晚上，隔壁棚屋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知道，那个棚屋里有三个人被提走了——提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中午集合的时候指导员宣布了名单上的名字和罪行，大郎不认识那些人，但他记得那个瞬间整个营地安静得像坟场。
接着第二天，剩下的所有人被集合到操场上，一个穿着浅灰色制服、戴眼镜的中年人站在台子上，用发音不太标准的日语说了一句话：
"没有血债的，好好改造。"
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就变了。
具体是什么时候变的，大郎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第一天被分配去搬石头的时候，旁边的山东工长递给他一双粗布手套——自己编的，边缘还留着草茎的茬子——说"戴上，磨破了手不好干活"。
也许是第一次在食堂里吃到热乎的南瓜粥的时候，那碗粥里放了一点糖，甜得他端着碗的手抖了一下。也许是某天傍晚收工回来，他看见营地外面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坐着一个老农在编筐，旁边跑过去几个光着脚的小孩，一个小孩摔了一跤，老农放下手里的活把他扶起来，拍了拍他膝盖上的土，然后把小孩举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继续编筐。
大郎看着那个画面看了很久，久到有人拍他肩膀叫他去排队打水。
他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眼睛有点发酸。
"哥，你笑什么？"
二郎已经穿好了上衣，正在把裤腿扎进那双用帆布缝的软底鞋里——那是营地发给他们下工后穿的，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大家统一穿胶鞋。
"没笑什么。"
大郎也站起来，把被子叠好。他叠得很慢，边角对齐，拍平褶皱，指导员上周教他们叠被子的时候就说过，
"做任何事都要认真，不认真就是看不起自己做的活"。大郎觉得这话不假。
从棚屋到食堂要走一段路，经过一个大操场，操场边缘竖着一根旗杆，旗杆顶端飘着一面红旗。
每天早晨六点，旗杆下面会有一个高音喇叭播放广播——有时是新闻，有时是歌曲，有时是指导员们讲的什么课。
大郎和二郎端着碗排队打粥的时候，广播还没响，食堂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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