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的灰尘，在光线中缓慢浮动。我伸手拿起那支录音笔，握在手心里，感受着金属外壳的温度——被反复按过很多次的按键，边缘有一道细细的划痕。
“她从来没有把这段录音交给过任何人。”我说。
“她说要留给你亲耳听到。”那位短发女检察官把老花镜重新戴上，合上面前的文件，“她说，只有你亲耳听到了，才能真正理解她选择沉默的原因。”
我握紧那支录音笔，金属外壳的边缘硌着掌心的皮肤。“她人呢？”
“在证人保护室。”女检察官说，“今天凌晨三点，我们派人去老宅把她接过来的。她现在很安全。”
我把录音笔放进口袋里，和那枚警徽靠在一起，然后拉开文件袋的拉链，把所有的材料取出来，整齐地码放在桌面上。父亲的笔记本、母亲的第27页记录、赵刚的信、殡仪馆的实验档案、锅炉房的E-16评估报告。我站直身体，目光落在成堆的证据上，指尖擦过纸张边缘。
“全部都在这里了。”
女检察官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头翻开父亲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过去，翻到记录F-15的那一页时，她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后翻。
翻完最后一页，她合上笔记本，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看着我。晨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她灰白色的头发上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
“十年前，有人拿着另一份材料来找过我。”她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那份材料的内容，和你今天带来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愣了一下。
“那个人是钱国平。”她说，“省监狱的老档案员。他带着一份手写的记录来找我，说省监狱里有人在搞非法实验。我让他把证据留下来，他说证据不够完整，等他收集全了再来。”
“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我说。
“对。”女检察官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堆材料上，“他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今天回来了——通过你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