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
阿耀问老头有没有其他人来查过这个人的入境记录。老头沉默了一会儿，把鸭舌帽摘下来搁在柜台上，额头上的旧疤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更深了。“有个穿白大褂的老先生也来过。时间就在这个人最后一次入境之后不久。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先生精神已经不太好了，咳嗽得很厉害，扶着柜台才能站稳。他很执着，在售票处翻了一下午的旧船票存根，把铁皮箱子挨个打开翻了一遍。我这里一共存了很多年的旧存根，他全部翻完了。翻到最后找到那张入境记录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不是年纪大的那种抖，是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的那种抖。”老头把鸭舌帽重新戴上，帽檐压得很低。“他道了谢，把存根放回去，扶着墙走出去的。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先生。后来听说他死在了一栋旧楼里。”
老院长在临死前几天来这里查过这个人的入境记录。他在档案室翻遍了所有文件，找不到这个人，于是来码头翻旧船票存根，一张一张地翻，翻了整整一下午。他拿到了入境记录，确认了这个人确实来过澜州港——同一天，同一班货轮，他的入境记录和阿耀父亲、建筑工人放在同一只铁皮箱子里。然后他回到档案室，把旧名单塞进配电箱后面的墙缝里，用塑料布裹了两层。然后他约了冯先生见面，见到了他，回到旧楼划掉了最后一个名字。
阿耀把铁皮箱子轻轻合上，看着箱盖上用红漆写的年份。老院长翻过这只箱子，翻了一整个下午，从这么多年的存根里翻出了那个名字。他在档案室翻了好几天，一无所获；在售票处翻了几个小时，找到了。他扶着柜台站起来，道了谢，扶着墙走了出去。然后他去见了他找了很久的那个人。他们约在“老地方”——老地方不是茶餐厅，不是码头，是华侨总医院正门，是那张竣工典礼合影上他们站的位置。
他站在售票处门口，看着近海航道上那排货轮缓缓进港。他父亲认识这个人，老院长也认识这个人，他们两个各自找了很多年，到最后一个人在跳蚤市场站了很多年，一个人坐在售票处翻存根。这个人每周六上午站在榕树下面看着医院的方向，老院长就在同一栋楼里翻档案——两个人近在咫尺，却从没在跳蚤市场遇见过。老院长不知道那个人就在窗外站着，那个人不知道老院长就在档案室里翻存根。他们在竣工典礼上一起拍过合影，站在同一张照片里，一个穿着白大褂，一个穿着西装，中间隔着几个扛铁锹的建筑工人。然后他们各自找了对方很多年。最后在老院长临死前几天，他们终于在老地方见了面。冯先生告诉了他他需要的答案，然后买了一张单程票，坐下午那班船离开了澜州港。老院长回到旧楼，在名单上划掉了最后一个名字，然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