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大笑。
只是嘴角明显扬了一下。
叶明川也没有生气。
“听起来很漂亮。”
“但如果所有医生都这么想，医院会乱。”
“所以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应该常态化。”
陆晨道。
“昨晚是系统失效后的临时处置，不是值得推广的日常管理模式。”
“抢救结束后，应该立刻补充记录，复盘权限边界，并建立下一次极端事件下的临时授权机制。”
叶明川靠回椅背。
“也就是说，你不是反对制度。”
“不是。”
“你只是认为制度有时追不上患者恶化的速度。”
“对。”
“如果以后再发生一次呢？”
“如果现场有人比我更适合指挥，我听他的。”
“如果没有呢？”
“我来。”
回答很短。
没有煽情。
也没有喊口号。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平静，反而比任何激昂表达都更有力量。
叶明川低头写了几笔。
王辰院士接过话。
“换一个问题。”
“一名患者已经脑死亡。”
“但家属拒绝接受，坚持继续使用呼吸机。”
“同一时间，另一名可逆性呼吸衰竭患者急需呼吸机，否则很可能死亡。”
“设备只有一台。”
“你怎么处理？”
“先确认脑死亡判定流程完全合规。”
“由两名独立资质医师完成判定，并进行家属沟通。”
“如果医学上确认不可逆，应将设备优先用于可救治患者。”
王辰问。
“家属冲进抢救室阻拦呢？”
“保护医疗秩序，继续执行。”
“你不担心舆论？”
“担心。”
“那为什么还做？”
“舆论压力不能改变器官不可逆死亡的事实。”
“如果家属下跪呢？”
陆晨沉默了一秒。
“扶起来。”
“然后继续解释。”
“如果还是不同意？”
“继续执行医学决定。”
王辰点头。
这个回答并不温柔。
但急诊资源分配，本来就不可能只有温柔。
有时候医生必须在两个悲剧之间，选择损失更小的那个。
真正的仁心不是谁哭得惨就听谁的。
而是在所有人都情绪失控时，仍然守住医学判断。
材料学专家又问。
“你的NR-7项目如果成功，商业价值会非常高。”
“假设未来药企愿意支付高额授权费，但要求独家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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