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海举着信纸的手开始颤抖。
他知道下一句会写什么，他太知道了。
“我问过奶奶了。她说，你是一声不吭就去了，连一句'我走了'都没留下。你回来之后，她才从电视上看到你浑身泥巴蹲在大坝上举着话筒的画面。”
“爸，你凭什么做得了，我就做不了？”
钱文海攥着信纸的手猛地垂了下去，信纸贴在大腿侧面，被他攥得皱成一团。
九八年他接到编辑部的紧急电话时，他正在家里给小时候的钱耀文喂米糊。
放下碗，擦了擦手，拎起摄影包就往门外走。他妈追出来问他去哪，他说出差。
出差。
两个字打发了自己的亲妈。
三天后，他妈在电视上看到他站在荆江大堤的决口边上，浑身裹着淤泥，嗓子喊哑了还在对着镜头做连线。
老太太当场就软了腿，坐在电视柜前面哭了半个小时。
这件事，他四十年没对任何人提过。
他没想到，他妈告诉了他儿子。
信还没读完。第三页。
“咱老家豫省出过太多铁骨铮铮的记者。穆青跑了几十年焦裕禄的报道，范长江抗战时期走遍大半个华夏。你是新闻学院的院长，你教了一辈子学生要'到现场去'。”
“我是你的儿子。”
“向国内证明新闻学没有死，新闻人也有用，就从我做起。”
“爸，保重。”
落款是一句老式的敬语：勿念。
钱文海把三页信纸一张一张叠整齐，放回信封里。
他的动作极慢极稳，每一步都像是在做一个精密的手术。先对齐信纸的四个角，再沿着原来的折痕折好，塞回信封，封口朝下。
客厅的窗台上，一盆养了多年的文竹在暮色中静静伸展着纤细的叶片。
冬日最后一抹余晖从西边的天际线退下去，房间里的光线暗了一层。
沉默了很久。
久到孙蕙以为他会就这样沉默到天亮。
“手机给我。”
声音嘶哑，像是被人拿砂纸打磨过喉咙。
孙蕙把茶几上那部手机递过去。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
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在这种时候，任何劝慰都是废话。
钱文海拨了钱耀文的号码。
嘟……嘟……嘟……
通了，没人接。
他挂掉，又拨了一遍。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机械的女声从听筒里传出来，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已关机。
他的儿子就像二十三年前的他，走出家门的时候，故意没回头。
一模一样的路数。
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孙蕙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里带着哭过之后残留的鼻音。
“我下午五点到家，看到桌上放着这封信。打了他十几个电话，一个都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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