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的宗法提议：以庶子无别、申王赵佖身患目疾、身有残缺、不可君临天下为由，彻底排除长兄继位资格，一意主张拥立次弟端王赵佶。
向太后深知赵佶常年闲散、不问政事、性情柔和、易于操控，一旦登基，自己可垂帘听政、把持中枢、重掌国柄。
关键时刻，朝堂执政曾布、蔡卞、许将等人纷纷倒戈附议，全力支持向太后决策，联手压制首相章惇的礼法主张。朝野权力博弈之下，礼法正统彻底让步于政治权术，闲散藩王、本无帝位机缘的端王赵佶，最终意外入继大统、登临帝位。
赵佶即位之初，因新君年幼、初掌大政、不谙朝务，由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总揽朝廷军政大权、裁决大小机务，开启徽宗朝初期的太后摄政格局。
次年（1101年），向太后病逝，赵佶正式亲政、独掌皇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寓意立政中和、消弭党争、绥靖朝野、安定万民，自此开启其长达二十五年的帝王统治生涯。
向太后本是神宗朝元祐旧党守旧派的核心支持者，垂帘听政期间迅速拨乱反正、重置朝局：即刻征召、重用旧党重臣，擢拔韩琦长子韩忠彦入朝执政，未几升任右相，主导中枢政务；同时大力清算绍圣新党，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新党核心相继遭到弹劾打压，蔡卞率先被贬出京、外放知府。
与此同时，朝廷全面平反元祐旧党冤案、恢复旧党被贬官员名位、起复清流旧臣，沉寂多年的元祐保守派官员纷纷重返朝堂、执掌权柄，新旧党争再度白热化、势同水火。
眼见新旧两党相互攻讦、党同伐异、朝政撕裂、内耗不止，部分中立官员上疏建言，认为元祐旧党、绍圣新党各有偏颇、皆存过失，恳请帝王摒弃门户之见、调和两派矛盾、居中持平、安定朝局。
赵佶初亲大政、有意收揽人心、稳固统治，遂采纳中立建言，定年号为建中靖*国，昭示本中和而立政、绝朋*党之争、息朝野之扰、永绥万民的施政初衷，意图调和新旧、消弭党祸、重整朝纲。
但朝堂积弊已久、派系根深、恩怨难消，数十年党争对立绝非一纸年号、一道诏令所能化解。所谓“建中靖*国”的调和之策，不仅未能平息纷争，反而让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水火不容、倾轧更甚，朝堂撕裂愈发严重。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朝臣邓洵武揣摩帝心、迎合上意，率先上疏首倡徽宗当绍述神宗熙宁新法，彻底推翻中和调和的施政路线。其疏中极力抨击旧党首相韩忠彦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同时全力举荐蔡京入朝拜相，主张重启新法、绍续先帝伟业。
此议得到执政大臣温益的全力附和支持，二人联名力荐，直言：陛下若欲继志述事、承神宗遗业、行富国强兵之法，非重用蔡京不可。
徽宗深以为然、决意改弦更张，彻底放弃中立调和国策，同月下诏，改次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告朝廷施政转向——崇法熙宁、绍述新法、摒弃折中、重启变法，北宋国策彻底翻盘。
此次朝堂转向，直接奠定了徽宗一朝奸佞专权、乱政祸/国的根基。
蔡京实为典型的政治投机权臣、朝堂变色龙，一生随势俯仰、毫无操守、唯权是逐：神宗熙宁变法之时，主动依附王安石、拥护新法；元祐更化旧党执政，即刻转头附和司马光、全力推翻新法、打压新党；绍圣新党复起，又再度依附新法、排挤旧党、钻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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