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上奏：“西川州县租税财赋，全数用于供养十万守军、安抚蜀地百姓，维系地方安稳，朝廷分毫不可再索取。”彻底断绝了中央调取蜀地财赋的可能。
天成四年（929年），后唐明宗筹备南郊祭天大典，朝廷经费不足，再度下诏责令孟知祥上缴一百万缗助礼钱。孟知祥早已看透朝廷意图，知晓这是中央借机消耗西川财力、困锁藩镇实力的算计，果断断然拒绝，分文不纳，彻底撕破了表面顺从的温情面纱。
孟知祥数次公然抗旨、独断西川军政财赋，朝中大臣已然洞悉其必反之心，朝野上下皆知西川已然形同独立藩镇，只是未公开称帝而已。
天成四年（929年）五月，枢密使安重诲为扼杀西川割据势力、扭转被动局面，采纳朝臣献策，开始布局分化制衡两川势力：大量派遣朝廷亲信将领出任东西川辖内各州刺史、守将，且每位外派守将都配备数千精锐亲兵作为牙队，兵力多者两三千人，少者亦不下五百人，驻守各州重镇，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战事，以武力渗透、分割两川地盘、监视藩镇动向。
同年十月，朝廷进一步推行强硬制衡举措：任命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镇守蜀地北部门户；分割东川原有辖地，划出果州、阆州二州，新设保宁军，任命李仁矩为保宁军节度使；派遣武虔裕出任绵州刺史，插入两川腹地；同时命夏鲁奇修缮遂州城防、整治城隍、修缮甲兵、整备军备，层层布防、步步紧逼，试图以军事布局彻底压制两川藩镇，武力掌控巴蜀局势。
朝廷的强势渗透与地盘分割，严重损害了东川节度使董璋的核心利益。董璋本就割据东川、野心勃勃，眼见朝廷拆分自己辖地、派驻重兵、层层制衡，心生极度惶恐，深知唇亡齿寒、自身难保。为求自保，董璋放下与孟知祥的地盘隔阂与利益分歧，主动遣使联络孟知祥，决意联手对抗后唐朝廷、共同拒守蜀地。
孟知祥敏锐抓住时机，即刻应允结盟，为巩固双方联盟，主动许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董璋之子，缔结姻亲之好，正式结成东西川反唐同盟，共同对抗中原朝廷。
长兴元年（930年）九月，忍无可忍的董璋率先举兵反唐，率军突袭阆州，一举破城，斩杀朝廷任命的保宁军节度使李仁矩，正式拉开两川反唐大战的序幕。
后唐朝廷闻讯震怒，决意大举征讨两川、平定藩镇叛乱。为离间孟知祥与董璋的同盟关系、分化反唐势力，朝廷刻意任命孟知祥为西南面供馈使，令其负责大军粮草供应，将其剥离战事、撇清反逆身份；同时派遣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夏鲁奇为副使，统领中央精锐大军入川平叛。
唐军攻势迅猛，顺利攻破天险剑门，攻占剑州，兵锋直指西川腹地，蜀中局势岌岌可危。孟知祥深知利害，一旦董璋兵败、东川覆灭，孤立无援的西川必然难以独存，唇亡齿寒、覆巢无完卵。危急关头，他火速派遣心腹大将赵廷隐率领一万精锐蜀军驰援剑州，依托剑门天险布防列阵，与唐军展开决战，最终大破入川唐军，重创朝廷主力大军。
长兴二年（931年）正月，入川唐军深陷蜀地、粮草运输断绝、军心溃散、连战不利，主帅石敬瑭无奈之下，只得焚毁营寨、全军北撤，后唐朝廷征讨两川的军事行动彻底宣告失败，中央武力收复巴蜀的计划彻底破产。
此次联兵反唐之战，让孟知祥收获颇丰，趁唐军败退、蜀地兵力空虚之际，他分遣诸将四处出击，陆续攻占长江沿线的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夔州、黔州等重镇州县，彻底掌控巴蜀沿江全境疆域，大幅扩张西川势力范围，割据根基愈发稳固。
事实上，孟知祥与董璋的结盟，自始至终都是利益绑定的临时同盟，二人皆心怀割据自立的野心，彼此猜忌、互相提防，并无真正的信任与情义，联手抗唐只是迫于朝廷压力的权宜之计。
后唐朝廷深谙二川矛盾，刻意施展离间之计：大军征讨两川期间，诛杀了董璋留居北方的全部家属子嗣，以示严惩叛逆；同时优待、保全孟知祥滞留中原的家属族人，予以妥善安置、礼遇有加。截然不同的处置方式，让东西川之间埋下深深的猜忌裂痕，同盟根基彻底动摇。
两川征讨之战失败后，朝廷为平息事端、转嫁罪责，将所有战败责任全部归咎于枢密使安重诲，下诏将其处死，以此安抚两川、平息众怒。长兴二年（931年），朝廷遣返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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