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消极怠战的心态，立刻上奏武宗，直言李彦佐不堪重任、畏敌避战，火速下诏临阵换将，以骁勇善战的石雄取代李彦佐，统领晋绛行营兵马。石雄接掌兵权次日，便率军主动出击，猛攻叛军咽喉要地乌岭，一日之内连破叛军五座营寨，斩杀、俘虏叛军数千人，一战扭转东线战局，大振官军士气。
北线王元逵亦率军猛攻尧山，击溃刘稹数万救援主力，斩获颇丰、战功卓著。为激励诸将、褒奖忠勇，李德裕即刻奏请武宗，破格加封王元逵同平章事，以宰相荣衔嘉奖其功，让各路将士看到忠勇报国、建功升迁的希望，全军战意愈发高昂。
战事相持之际，昭义大将李丕走投无路，率部前来官军大营投降。当时朝臣多疑，纷纷上奏称李丕或为诈降、暗藏诡计，建议拒绝收纳、严加防备。李德裕却独具远见，劝谏武宗：“朝廷用兵半载，叛军从未有人归降，军心固结已久。如今首有降将，无论其本心诚伪，皆是瓦解贼军的良机。当下只需厚赏李丕及其部众，彰显朝廷招降宽仁之心，以此劝诱叛军将士归降即可，只需不将其安置在军事要地、严加管控，便无祸患。”此举极大分化了叛军军心，越来越多昭义将士萌生归降之意。
会昌三年九月，战局突发波折，叛将薛茂卿率军奇袭，攻破官军科斗寨，生擒河阳军大将马继，焚毁官军十七座小型营寨，前线战局一时受挫。战败消息传回长安，朝野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谣言大肆传播，称昭义镇蓄养精兵十万、粮草储备可支十年，城池坚固、兵甲精良，官军难以攻克、平叛无望。就连原本坚定的唐武宗，也因战事顿挫心生动摇，再起姑息罢兵之意。
危难之时，李德裕再度从容进谏，逐条剖析战局利弊、驳斥流言，坚定武宗平叛决心。武宗恍然大悟，彻底摒弃退意，当庭对满朝宰相、文武百官严令：“传朕旨意，朝野但凡有上疏谏言罢兵、阻挠平叛者，朕必将其押送贼军阵前，就地斩杀，绝不姑息！”严苛诏令一出，朝堂之上的动摇、非议之声彻底绝迹，朝野人心安定，上下一心支持平叛。
同时，李德裕精准预判战局隐患：河阳军兵力本就薄弱，新遭大败之后士气低迷、兵力损耗严重，若叛军乘胜猛攻，河阳防线必全线崩塌，进而牵动整个合围战局。他即刻紧急上奏武宗，请求火速调兵增援、补足军备。武宗准奏，即刻从忠武军抽调精锐士卒五千人驰援河阳，同时拨付铠甲一千副、战弓三千张、箭弦三万支、陌刀两千口、绢布三万匹，快速补齐河阳军的兵力与装备缺口。充足的补给、精锐的援军迅速稳住前线阵脚，彻底杜绝了战局崩盘的风险。
李德裕不仅擅长统筹全局、临机决断，更能虚怀纳谏、善取众长，积极采纳前线将帅、僚属的合理建议，不断优化作战部署，大幅加快了平叛进程。
在官军持续合围、连番大捷、招降不断的攻势下，昭义叛军节节败退、军心彻底瓦解。会昌三年八月，昭义所辖邢州、洺州、磁州三州守将见大势已去，先后献城归降朝廷，昭义半壁江山尽数光复。
大势倾覆之下，刘稹麾下核心部将郭谊、王协心生恐惧，深知败局已定、罪责难逃。为求自保赎罪、博取生路，二人悍然发动内讧，刺杀少主刘稹，提着刘稹首级率昭义残余部众归降唐军。
叛乱初平，朝臣大多认为郭谊、王协诛杀叛首、举城归降，有功于朝廷，应当赦免其罪、予以安抚。唯独李德裕目光透彻、洞悉根源，直言昭义多年割据叛乱、对抗朝廷，根源便是郭谊、王协等一众骄兵悍将，刘稹不过是被其操控的傀儡，二人才是祸乱昭义、祸乱一方的罪魁祸首，绝不可姑息赦免。武宗深以为然，当即下诏，命名将石雄将郭谊、王协等所有叛乱首恶全部逮捕，枷锁押送长安，论罪处死，彻底肃清昭义割据残余势力，杜绝后患。
此次会昌平昭义之乱，是中晚唐百年以来，唐王朝主动出击、彻底平定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全胜之战。此战彻底击碎了藩镇世袭割据的妄想，一扫朝堂百年姑息颓风，极大重振了李唐中央朝廷的皇权权威，重塑了中央对地方藩镇的绝对控制力。
战乱平息后，天下各路割据藩镇慑于朝廷雷霆手段，纷纷收敛骄纵之心，重新恪守臣节、遵奉朝命、上缴赋税、听命调遣，大唐自安史之乱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得以终结，王朝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境统一，为晚唐短暂的会昌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军政根基。而整场战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李德裕，也凭借此战，成为晚唐力挽狂澜的一代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