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不堪重负，纷纷逃离家乡，沦为流民，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然而，面对这一切，汉元帝始终未能醒悟，他既看不到宦官专权对国家的危害，也听不到民间百姓的疾苦之声，依旧沉浸在“天下太平”的假象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元帝作出了极为尖锐的评价：“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这句话的核心，便是点明汉元帝作为君主，太过容易被奸佞之人蒙蔽，且始终无法醒悟自己的错误——他对石显的信任，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即便有人揭露石显的罪行，他也不愿相信，最终让石显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事实上，宦官石显的专权，并非石显一人之力所能达成，其背后正是汉元帝长期纵容的结果——若元帝能及时醒悟，收回权柄，惩治奸佞，西汉的衰败或许还能挽回；但他的软弱与昏庸，最终让宦官集团彻底掌控了朝政，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在帝制时代，君主的核心权力在于“掌控朝政、驾驭群臣”，大权旁落历来是君主的大忌。尤其是对于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而言，必须善于运用最高权力，平衡各方势力，推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一旦失去对权力的掌控，即便有再好的理想，也无法付诸实践。汉元帝空有“推行仁政”的理想，却缺乏掌控权力的能力，最终将皇权拱手让给宦官，不仅让自己沦为“傀儡”，更将西汉王朝推向了衰败的深渊。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公元前33年7月8日），在未央宫的病榻上，汉元帝刘奭走完了他四十二岁的人生历程。这位一生怀揣儒家理想，却因软弱与昏庸纵容宦官专权、加速王朝衰败的君主，最终未能看到自己渴望的“仁政盛世”，反而留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汉元帝死后，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朝臣为其上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元”字在谥号中，本有“始建国都、仁善长民”之意，却与汉元帝实际的统治政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随后，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汉成帝继位后，虽曾试图削弱宦官势力，但此时西汉的衰败之势已难以逆转，外戚势力又趁机崛起，与宦官集团展开新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速了王朝的崩溃。直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政权、实现“光武中兴”后，认为汉元帝的统治“无功于社稷，且纵容宦官专权，不配享有庙号”，遂下令废除了其“高宗”的庙号，使其成为西汉历代君主中，少数没有庙号的皇帝之一，也算是对其一生统治的最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