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地方情况，且敢于“硬碰硬”：他们到任后，首先清查豪强的土地兼并情况，强制将多占的土地归还农民；对于私藏兵器、勾结盗匪的豪强，直接派兵抓捕，依法严惩；对于包庇豪强的地方小吏，也一并罢黜治罪。例如，时任涿郡太守的严延年，到任前涿郡豪强“自为法令，不听官府”，百姓苦不堪言；严延年上任后，迅速查清豪强罪行，一次就诛杀了数十名首恶，吓得当地豪强“敛手不敢犯”，涿郡治安很快恢复稳定。
宣帝对这些能吏的“严打”行为给予了充分支持：不仅授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地方事务，无需事事上报），还在他们因“执法过严”遭弹劾时，亲自为其辩护，明确表示“豪强不除，民无宁日”，让能吏们得以安心施展才干。
（二）任“循吏”：教化百姓，缓和社会矛盾
在任用能吏严打豪强的同时，宣帝更注重选拔“循吏”（即“遵循仁政、教化百姓”的良吏）治理地方，以弥补“能吏严打”可能带来的官民紧张。这些循吏的共同特点是“宽以待人、注重教化”，他们不依赖刑罚，而是通过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简化诉讼等方式，让百姓安居乐业。
著名循吏龚遂治理渤海郡的故事，便是宣帝“任循吏”的典范。当时渤海郡因灾荒频发，百姓被迫聚众反抗，官府多次镇压均无效。宣帝选中龚遂任渤海太守，临行前问他“如何平息叛乱”，龚遂回答：“百姓叛乱，是因饥寒所迫，并非真心反逆。臣到任后，不派兵镇压，而是开仓放粮、劝农桑、宽赋税，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叛乱自会平息。”宣帝认可这一思路，授予他“不拘文法”的权力。
龚遂到任后，果然践行承诺：他下令撤回镇压百姓的军队，打开官仓向灾民发放粮食；同时，亲自到田间地头劝农，教百姓种植桑麻、饲养家禽，还规定“每家需种一棵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养两头母猪、五只鸡”，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对于有轻微违法的百姓，他也不施刑罚，而是让其“戴巾持杖”（一种象征性的惩戒），督促其改过自新。几年后，渤海郡“百姓富足，狱讼止息”，百姓甚至主动将之前抢夺的财物归还官府。
宣帝对循吏的治理成果极为重视，不仅多次下诏褒奖，还通过“增秩、赐金、赐爵”等方式给予奖励（如胶东相王成因安抚流民有功，被提升俸禄至“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在能吏与循吏的共同努力下，地方治理“刚柔相济”：豪强被压制，百姓得安居，武帝以来“吏治苛严、社会动荡”的局面彻底扭转，社会矛盾大幅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
三、平冤理狱：废苛法、建制度，帝王亲为护公正
宣帝一生经历两次“冤屈”：一次是襁褓中因“巫蛊之祸”被牵连入狱，险些丧命；另一次是流落民间时，曾因小事被地方小吏刁难，体会过“有理难申”的苦楚。这份“冤狱之痛”，让他对“苛法”与“冤狱”深恶痛绝，亲政后便将“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作为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从“帝王亲为、制度革新、全国巡查”三个层面，构建起一套保障司法公正的体系。
（一）帝王亲为：躬身审案，树立司法公正标杆
宣帝亲政后不久，便打破“帝王不亲理刑狱”的传统，多次亲自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史载他“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宣室是未央宫的核心殿宇，本为商议军国大事之地，宣帝却特意在此处斋戒（以示对司法的敬畏），然后审阅案卷、提审人犯，力求每一起案件都“罪罚相当、不冤不纵”。
有一次，某地上报一起“子杀父”的案件，地方官按“大逆不道”罪判处其子死刑。宣帝审阅案卷时，发现其中疑点：死者生前长期虐待儿子，甚至多次试图杀害儿子，儿子最终是在反抗中失手杀死父亲。宣帝认为，此案虽涉及“父子伦常”，但儿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若按“大逆不道”处死，便是“苛法之冤”。最终，他下诏改判儿子“过失杀人”，减轻刑罚，同时斥责地方官“不察实情、滥用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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