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每一起案件的裁决，他都反复审阅卷宗，听取廷尉、廷平的意见，甚至会询问案件当事人的情况，力求做到“罪罚相当、不偏不倚”。
在宣帝的亲自推动与廷尉机构的改革下，西汉的司法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汉书·刑法志》用“狱刑号为平矣”来评价这一时期的司法成效——即当时的刑罚审判被普遍认为是公平公正的，百姓对司法的信任度逐渐恢复，武帝时期“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被“安居乐业”的局面所取代。
然而，宣帝的这一改革举措，也并非毫无争议——时任涿郡太守的郑昌，便对“设置廷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发了关于司法改革“治标与治本”的深层讨论。
四、争议与反思：郑昌的“治本”之谏与改革的局限性
郑昌是宣帝时期的资深地方官员，长期在郡级任职，对地方司法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宣帝设置廷平以应对案件复查压力，虽能暂时缓解“案多官少”的困境，却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在给宣帝的奏疏中，郑昌明确指出：“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这句话的核心观点的是：
1. 批判改革“舍本逐末”：郑昌认为，当前司法体系的根本问题，并非“复核官员不足”，而是“律法本身的严苛”与“地方司法官员的素质低下”。武帝时期制定的律法过于严酷，导致地方官员在审判中容易陷入“要么轻判违法、要么重判伤民”的两难；同时，部分地方官员缺乏司法专业能力与职业道德，或因畏惧上级而滥用刑罚，或因收受贿赂而徇私枉法。若不从“修订律法、整顿地方司法官员队伍”这两个根本问题入手，仅靠设置廷平来复核案件，即便短期内能减少冤狱，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2. 警示未来风险：郑昌进一步指出，廷平虽为“宽平”之臣，但随着时间推移，若朝政出现“政衰听怠”（即政治衰败、皇帝懈怠）的情况，廷平作为中央司法复核的核心官员，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甚至成为“乱首”（即扰乱司法秩序的祸首）。毕竟，廷平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信任，若失去皇权的监督与约束，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可能被滥用。
郑昌的谏言，精准地指出了宣帝司法改革的局限性：宣帝的改革重心，放在了“中央司法机构的效率提升”上，却未能触及“律法修订”与“地方司法官员整顿”这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武帝时期制定的部分严苛律法（如“连坐法”）仍未被废除，地方官员在审判中仍需遵守；同时，郡级司法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虽被纳入宣帝的吏治整顿范围，但并未形成针对司法官员的专项制度，导致部分不称职的司法官员仍在其位。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定宣帝调整廷尉机构的历史意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宣帝的改革是“务实且必要”的：一方面，他通过设置廷平，快速缓解了司法复核的压力，避免了因案件积压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他亲自参与司法决策，树立了“帝王重视司法公正”的典范，为后续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从长远来看，宣帝的廷尉机构调整，不仅是对武帝时期司法积弊的初步纠正，更开启了西汉“司法宽平化”的进程——此后，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在宣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严苛律法、完善司法制度，推动西汉司法体系向“仁政”方向发展。而宣帝在这场改革中展现出的“问题导向”与“务实精神”，也成为“孝宣中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后世视为帝王治理司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