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听完了红海的故事。
“一面旗就管用了？”
“对。挂上就安全。”
老农想了很久。
“我大儿那会儿，洋人的军舰从长江上开过来，两边的老百姓吓得往山里钻。”
“船上飘着洋人的旗。”
“看见那个旗就知道要出事了。”
“现在反过来了。”
“洋人把咱们的旗挂上去保命了。”
老农低下头。
沉默了半晌。
“大儿啊。”
他轻声说。
“你看见了吗。”
“咱们的旗帜值钱了。”
“挂上去就没人敢打了。”
“你那会儿要是有这面旗......”
他没有说下去。
不用说。
所有人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如果1937年的华夏有这面旗。
有这面让导弹停下来的旗。
鬼子敢来吗？
洋人敢横冲直撞吗？
他的大儿子还会死在淞沪吗？
不会。
但那是“如果”。
1937年没有“如果”。
1942年也没有。
只有七十年后。
才有了那面旗。
老农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
又松开了。
“不迟。”
他低声说。
“七十年。不迟。”
“只要到了就不迟。”
某大山。
那位中年人听完了红海的故事。
点了一下头。
极轻的。
几乎看不出来。
但他身边的警卫员注意到了中年人的手。
中年人的手放在膝盖上。
手指微微在动。
像是在无意识地敲击。
敲了三下。
停了。
然后中年人说了两个字。
“旗帜。”
只有这两个字。
但警卫员听懂了。
旗帜的分量。
不是旗帜本身。
是旗帜背后的国家。
国家的实力决定了旗帜的分量。
实力够了，旗帜就是护身符。
实力不够，旗帜就是一块布。
1942年的旗帜是一块布。
七十年后的旗帜是护身符。
中间差的不是布。
差的是七十年的血汗。
山城，军事委员会。
常凯申看完了红海的故事。
他的手在桌面上收紧了。
西方商船偷偷挂华夏国旗保命。
这个画面刺痛了他。
刺痛的不是“华夏强了”这件事。
他已经被刺痛过太多次了，已经有些麻了。
真正刺痛他的是另一件事。
那面旗不是他的旗。
五颗星。红色的底。
不是他的旗。
他的旗在那个未来里，已经不存在了。
至少不在那艘商船上。
不在红海上。
不在让导弹停下来的桅杆上。
他常凯申一辈子追求的东西，是让华夏受人尊重。
但七十年后让华夏受人尊重的那面旗，跟他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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