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排书架的时候顺手把一本歪了封面的书扶正。咖啡机在角落里，她用咖啡粉现磨了两杯，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盒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龙井，泡了一杯。动作很熟练，但手指一直在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习惯性反应，就像在暴风雨里开了太久的船，即使进了港，手还是会不自觉地握紧方向盘。
她把咖啡端给苏砚，茶端给陆时衍，然后在他们对面坐下来。三个人的位置很微妙——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那张旧皮沙发上，薛紫英坐在木头长桌的另一侧。之间的距离大概两米，不算远，但足够让每个人都保持完整的安全边界。
“信收到了？”薛紫英问。
“收到了。”苏砚端着咖啡杯，没有喝，只是捧着暖手，“你说你没有再做噩梦。”
“是真的。”薛紫英笑了笑，那种笑容很淡，像是在冰面上呵了一口气，“来冰岛之后就没做过。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太冷了，还是因为离那边太远了。噩梦这东西也怕冷，温度一低它就懒得追了。”
“那你现在睡得好吗？”
“好。有时候太好，好到一天能睡十个小时。大概是之前欠了太多觉，现在要一笔一笔还回来。”
陆时衍端着茶杯一直没有说话。他看着薛紫英，目光里没有旧情，没有怨怼，只有一种像是在看一份尘封已久的旧案卷的审视。这种审视不带恶意，但也不带温度。
“为什么给我们写信？”他问。
薛紫英低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那双手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当年在某次销毁证据的时候不小心被碎纸机割的。她以为这道疤会跟着她一辈子，但来冰岛之后，疤痕在干燥的冷空气里慢慢褪色了，现在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来。
“因为你们赢了。”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打上来的井水，带着一股清冽的凉意，“我在网上看了那场庭审的报道。你当庭呈上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一段，有在场记者写了篇特稿，标题是《法律人的良心》。我读完那篇文章，在书店里坐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去给你们写了那封信。”
“为什么要等一个晚上？”
“因为要用一个晚上来想，到底想跟你们说什么。”薛紫英终于抬起头，直视着陆时衍的眼睛，“我用了二十年，才从你们故事里的反派，变成你们故事里的配角。这二十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给自己找借口上。直到我在庭审报道里看到你的照片——你站在法庭上，身后是苏砚，你面前是导师的辩护律师，你的眼神和我认识你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知道，你从来没变过。变的人是我。”
书店里安静了很久。风铃声又响了，不是有人推门，是外面的风吹动了门楣上的贝壳。
苏砚放下咖啡杯，杯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薛紫英。”她说，语气正式得像是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在你写的那封信里，有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哪句？”
“‘我再也没有做过噩梦’。我想知道，你觉得这是原谅自己了，还是只是忘了？”
薛紫英愣住了。不是那种被问住的愣，而是那种被击中的愣。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又抿住了，目光从苏砚脸上移开，落在书架最上面那一排上。那里的书都是冰岛语的，她来了一年多，一本都看不懂。但她还是把它们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因为每次抬头看到那些看不懂的书，她就会觉得安心——在一个什么都看不懂的地方，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过去。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是原谅了。在冰岛，天黑的时间太长，长到你没有精力去想那些事情。你得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铲门口的雪，不然会死。当活下来变成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原谅不原谅自己，就没那么重要了。”
苏砚点点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很苦，是冰岛特有的深度烘焙，苦到舌头根都在发麻。但苦过之后，有一种很持久的回甘，像是等了很久才等到的答案。
“那就继续忘。”她说，“忘到有一天，你连‘忘记’这件事都忘了的时候，就真的自由了。”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出去看极光。虽然薛紫英说这几天的极光特别好看，绿色的光带会从山的背面爬上来，像是有谁在天空里倒了一瓶荧光墨水。但三个人都默契地留在了书店里。薛紫英把暖气又调高了两度，泡了新的咖啡和茶，从柜台下面翻出一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饼干，放在桌上让大家分着吃。
他们聊了很多。聊苏砚的新公司，聊陆时衍独立律所的第一个案子，聊国内科技行业和法律行业的变化，聊那些还在风暴里挣扎的人。薛紫英听着，偶尔插几句，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捧着杯子暖手。她的脸上有一种苏砚说不上来的神色——不是羡慕，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旁观者的安然，像是在看一部自己曾经参演过的电影，知道结局，所以不会再为剧情的起伏而紧张。
聊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薛紫英忽然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翻了一通，翻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桌上。
“给你们看个东西。”
铁盒子里是一沓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都印着冰岛的不同风景——有蓝-湖-温泉的雾气，有黑沙滩的玄武岩柱，有冰川湖里漂浮的蓝色冰块，有雪原上孤零零的一座红顶小教堂。但每张明信片的背面，都只写了一句话。
“第一周：没做噩梦，睡到中午才醒。”
“第一个月：学会用冰岛语说谢谢了。”
“第三个月：有个当地人来买书，说我长得像他前妻。”
“半年：今天极光特别亮，站在门口看了半个小时，不觉得冷。”
“一年：想给国内寄一封信，写了十几遍，每次都撕掉。最后写了一句，寄出去了。”
陆时衍拿着那张“一年”的明信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放回盒子里。
“你这些明信片，比你在律所写过的所有法律文书都写得好。”
薛紫英笑了。这次的笑容比之前那次深了一些，深到眼角出现了几道细纹。
“因为这是写给自己的，不用润色。”
天快亮的时候——其实天一直黑着，根本看不出快不快亮——苏砚站在书店门口透气。身后传来脚步声，是薛紫英，披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东西。
“姜茶。”她把杯子递给苏砚，“冰岛人不用这个，是我自己从国内带的。这里太冷了，不喝点热的总觉得骨头里都在结冰。”
苏砚接过姜茶，喝了一口，辣得眯了眯眼。
“薛紫英。”
“嗯？”
“你后悔过吗？”
薛紫英靠在门框上，把手揣进口袋里。街上空无一人，路灯在雪地上投下一圈一圈昏黄的光晕。远处的海面上有渔船的好光，一闪一闪的，像是有人在用摩斯码发送什么信息，但她看不懂。
“后悔过。”她说，“但后来发现，后悔也没什么用。你后悔了，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该失去的人还是失去了。后悔就像这杯姜茶——刚喝的时候辣，喝完之后暖，但茶还是茶，你的手还是冷的。”
苏砚低头看着杯子里冒出的热气，忽然问了一个她从进书店那一刻就想问的问题。
“你爱过他吗？”
薛紫英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街对面那家已经关门的手工羊毛衫店，橱窗里的灯还亮着，模特身上的毛衣织了很复杂的花纹，一层套一层，看不出来哪里是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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