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肺炎。判决下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女儿来领的判决书，说了一句‘谢谢’，就走了。”
苏砚的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握紧。
“后来我知道了后续。”陆时衍的声音依然很稳，但稳里面多了一层很沉的东西，“房东的侄子，是那一片街道办的一个小领导。所以房东敢换锁，敢扔东西，敢拖半年。一个案子赢了，一个案子又输了。一碗面没有还，一块招牌被摔成两半。”
他抬起眼睛，看着苏砚。“你说你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信任别人。这个问题，我在那个地下室门口想了整整一夜。我想的答案是——信任不是一道判断题，是一道选择题。”
“选择题？”
“对。判断题是：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是或否。选择题是：就算被辜负过，你下一次还选不选择信任。”陆时衍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放在苏砚手边，动作很轻，像是怕打扰到什么，“你选了信任方以恒，他辜负了你。你选信任我，我还没有辜负你。但万一有一天我也辜负了你——到那个时候，你选不选择继续信任下一个人？不是这个人值不值得的问题，是你还想不想做一个愿意信任别人的人。”
办公室又安静下来。这一次的安静跟刚才不一样。刚才的安静是压抑的，现在的安静是沉思的。
苏砚伸手拿起那张纸巾，没有擦眼泪——她没有哭。她把纸巾折成一个很小的正方形，在指尖转了两圈，然后放在桌上。
“你替那个老太太打了两场官司。”她说。
“是。”
“你没有辜负她。”
“我辜负了。我以为打赢了官司就够了。但真正让她流离失所的不是一场官司，是一套系统。我当时不懂。”
苏砚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在商场上翻云覆雨的手。这双手做过无数决策，签过无数文件，敲过无数行代码。但这双手没有擀过面条，没有卧过卤牛肉，没有在冬天的地下室里用冷水洗过碗。
“我想见方以恒。”她忽然说。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现在？”
“现在。”
方以恒被安保部控制在十七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他没有逃跑，甚至没有试图删除任何文件。安保部的人说他进来之后一直坐在椅子上，没有动过，像是在等什么人。
苏砚推门进去的时候，方以恒抬起头。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眼睛是红的，布满血丝，显然整夜没睡。他看到苏砚身后的陆时衍，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声。
“陆律师也在。也对，我应该被起诉了。”
苏砚在方以恒对面坐下。陆时衍没有坐，靠在门边，双手插在口袋里。
“你母亲在哪个国家？”苏砚问。
方以恒愣住了。他显然没想到苏砚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他以为会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是“你知道后果吗”，再或者是沉默很久之后吐出一个“为什么”。
“加——加拿大。”
“什么病？”
“胰腺癌。三期。”方以恒低下头，“去年查出来的。国内的医生建议手术，但风险太高。加拿大那边有一个临床试验项目，可以尝试新方案。费用是两百万。我没有两百万。”
“所以那个基金找上你的时候，你就答应了？”
方以恒苦笑了一声，那个笑容里没有辩解，只有纯粹的疲惫，“不是主动找的。是我在网上发了一个求助帖，问有没有人能借钱给我，我可以签任何合同，可以用未来的工资抵押，可以——什么都行。帖子发出去三天，有人私信我，说他们是海外一个医疗救助基金，可以帮我垫付全部费用，条件是——我要帮他们拿到‘星核’算法的核心代码。”
“那个基金叫什么名字？”
“他们让我叫‘青鸟’。”
苏砚和陆时衍交换了一个眼神。青鸟——当年导师案中，被冻结的那批海外资产转移的渠道之一，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医疗基金，它是一个幽灵，从上一代人的恩怨里飘出来，落到了下一代人的肩上。
“方以恒，”苏砚的声音依然平静，“你知道你拿走的那些代码，如果落到竞争对手手里，公司会损失多少吗？”
“知道。”方以恒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你知道这是刑事犯罪，会判多少年吗？”
“知道。”
“你知道公司里还有十几个跟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加班到凌晨就是为了把‘星核’按时推上线，现在因为你，他们的努力全部白费了吗？”
方以恒的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他在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把自己缩成一团、拼命想把声音压下去却压不住的哭。
“对不起。”他翻来覆去就说这三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苏砚站起来。陆时衍以为她要走，但她没有。她走到方以恒面前，从会议桌上抽了一张纸巾，放在他手边。
“你偷了我的代码，毁了我的项目，辜负了我的信任。这三件事，我不会原谅你。”她说，“但你母亲需要治病。这件事我帮你。”
方以恒猛地抬起头，满脸的震惊和不敢置信。
“公司有一个公益基金，叫‘苏远舟医疗援助计划’，是我用我父亲的名字设立的。专门资助那些因为经济原因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人。你母亲符合申请条件。法律程序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不能因为是病人亲属就免除刑事责任。但治病这件事，不用你去偷。”
方以恒整个人都在发抖。他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
苏砚没有等他说话，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陆时衍跟在她身后，没有说话。
走了一段，苏砚停下来。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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