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来得毫无征兆。
林默涵站在大稻埕颜料行的柜台后面，看着门外的雨帘把永乐市场的招牌冲刷得模糊不清。雨点打在骑楼的铁皮檐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像有人在用筷子敲碗边催菜。这雨来得急，来得密，来得让人心里发慌。
他手里捏着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信纸只有薄薄一张，上面用米汤写了四个字——“菊已含苞”。米汤写字，干了看不见，凑近火烤才显形。他刚才在后屋用酒精灯烤过，字迹发黄，像陈年茶渍。这是苏曼卿的紧急信号。
菊已含苞。
那盆菊花，要开了。
“老沈，这匹靛蓝的还有货没有？”柜台前站着个胖太太，手里拎着半旧的竹篮，篮子里装着两棵白菜和一块咸肉，看样子是顺路来扯布做衣裳的。
“有，有。”林默涵脸上堆出商人惯常的热络，转身去货架上取布。他的手很稳，但后脊梁的汗已经湿透了衬衫。苏曼卿的信号从台北发出来，走的是咖啡馆到颜料行的紧急线。这条线上只有三个人：苏曼卿、他、还有江一苇。苏曼卿用了“菊已含苞”，意思是“江一苇暴露，速断联”。
胖太太扯了六尺靛蓝布，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心满意足地走了。林默涵把她送到门口，目光扫过街面。雨还在下，三轮车夫们躲在骑楼下避雨，有人蹲在地上卷烟，有人靠着车把打瞌睡。看起来一切如常，但林默涵知道，魏正宏手底下的人最喜欢这种天气——雨幕能挡住视线，雨声能盖住脚步。
他关了店门，把“今日盘点”的牌子挂在门板上。然后快步走进后屋，从货架最底层翻出那台藏了三个月的发报机。发报机装在一口旧皮箱里，天线藏在晾衣竹竿的内管中，电源接的是隔壁米店的偷电线。他拉上天线，戴上耳机，手指按在电键上，却没有立刻发报。
不能发。苏曼卿用的是紧急线，说明江一苇那边已经出了问题。如果魏正宏的人在监听这个频段，一发报就等于自己往枪口上撞。他得换频道。备用频道是半年前跟“青松”约定的，在台中那边。信号弱，但安全。
他调了频率，用最慢的速度敲了一组暗码：“菊开，速查苇。”意思是：江一苇暴露，请核实。
发完他等了十分钟。耳机里只有杂音，噼噼啪啪的静电声像雨点砸在铁皮上。没有回复。台中那边要么没收到，要么“青松”那边也出了状况。
林默涵关掉发报机，把皮箱重新藏好，然后在后屋的藤椅上坐下来。他需要想清楚一件事：江一苇如果暴露了，苏曼卿怎么知道的？苏曼卿知道，说明消息是从军情局内部传出来的。江一苇是魏正宏的机要秘书，能接触到最核心的情报。如果江一苇暴露了，那么魏正宏一定已经知道了什么。知道什么？知道他身边有内鬼。但知道了多少？
他想抽根烟，但摸遍了口袋也没找到。他已经戒了两年了，但此刻嘴里发苦，苦得他想嚼点什么。他从货架下面摸出一小罐茶叶，抓了一撮放进嘴里干嚼。茶叶的涩味压住了那股苦，但压不住后脑勺那一阵阵发紧的感觉。
五年前在南京，他也嚼过茶叶。那时候魏正宏抓了他，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审他。灯烤在脸上，茶不给喝，水不给喝。他把嘴里嚼烂的茶叶咽下去，用茶水浸过的绳子绑住了手腕，又用茶水在桌子上画了一幅地图。魏正宏进来的时候，他正用闽南语骂人，骂得又溜又毒，活像个在码头混了半辈子的船工。
魏正宏看了他一眼，说：“你装得挺像。”
他那时候才二十七岁，笑起来还带着点年轻人的莽撞：“装得像有什么好处？我又不是戏子。”
魏正宏没再审他。三天后证据不足放了人。但魏正宏记住了这张脸。林默涵知道，从那天起，魏正宏就把他列入了“需长期观察”的名单。五年了，这张名单上的名字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还在上面。
下午四点，雨停了。天还是阴的，云压得很低，把整个台北罩在一个灰蒙蒙的盖子底下。林默涵换了件灰布长衫，戴了顶旧呢帽，从颜料行的后门出去，绕了两条巷子，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弄堂。弄堂尽头是一扇铁皮门，门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写着“曼卿咖啡馆·后门”。
他敲了三下，停，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苏曼卿站在门里，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的旗袍，外面罩了件男人的旧毛衣，头发松松地挽着，像刚起床的样子。但她眼底有血丝，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红印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勒的。
“进来。”她把他拽进门，左右看了一眼弄堂，确认没人跟着，才关上门。
咖啡馆的地下室不大，堆着咖啡豆麻袋和空酒瓶。墙角有一张折叠桌，桌上摊着几张揉皱的纸，上面用铅笔涂着一些看不出规律的线条。苏曼卿指了指凳子让他坐，自己靠在麻袋上，两只手抱在胸前。
“江一苇昨天被扣了。”她的声音很低，语速很快，“魏正宏突然换了他所有办公室的锁，把他叫去问了一整夜的话。今天早上放出来了，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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