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水婆，还有一件事。你这里有没有多余的身份证明？”
阿水婆站起来，佝着背走到灶台后面的墙边，搬开两块砖，从墙洞里摸出一个油布包。布包里是几份空白的身份证件、几张旧照片、两枚印章。这些是她的“存货”，是十几年积攒下来的，每一张都对应着一个已经牺牲或者转移的地下交通员的身份。
林默涵翻了翻，挑了一张。姓名：周水生。职业：渔民。年龄：三十四岁。住址：基隆市中正区。照片是一个面容模糊的年轻人，跟他有三分像。他把证件收好，把油布包还给阿水婆。
“你要去基隆？”阿水婆问。
“嗯。”
“那边现在查得紧。魏正宏在基隆港布了两个组，进出港的渔船都要查户口。”
“我知道。所以我得先有个身份。周水生是渔民，渔民上渔船不查。”
阿水婆沉默了一会儿，从灶膛里扒出一个烤熟的红薯，递给他。“吃了再走。”
林默涵接过红薯，掰开，热气腾腾的，橙黄色的瓤。他咬了一口，甜得有些烫嘴。阿水婆看着他吃，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林先生。”她很少这么叫他，平时都叫“沈老板”，“你老婆的事，我都听说了。”
林默涵吃红薯的动作停了。
“苏曼卿告诉我的。你老婆被关在军情局，受刑了。”阿水婆的声音很平，没什么起伏，“我男人当年也被抓过。关在宪兵队，三天就没了。临死前托人带了一句话出来，说‘别等我’。”
她停了一下。“你老婆托人带话了吗？”
林默涵看着手里的红薯。橙黄色的瓤冒着热气，甜香扑鼻。他想起陈明月被捕那天，苏曼卿转述的那句话——“别在这儿开枪，有孩子。”那不是给他的话，那是给特务的话。她被抓的时候，没有给他留话。也许来不及，也许不敢。也许她留了，但话没传到他耳朵里。
“没有。”他说。
“那你就当她还活着。”阿水婆说，“活着就有话带。死了才什么都没了。”
林默涵把红薯吃完了。他擦干净手，站起来，把呢帽压低。走到门口的时候，阿水婆在后面叫住他。
“林先生。”
“嗯？”
“你要是去基隆，走海路。从淡水河出海口搭货船。我有个远房侄子在船上做水手，姓陈，小名阿狗。你到了码头，找船老大问‘阿狗在不在’，他就明白了。”
“谢谢阿水婆。”
“谢什么。”阿水婆摆摆手，佝着背走回灶台边，继续剥花生，“你们都活着回来就行。”
林默涵推开门。巷子里的风灌进来，冷飕飕的，但比阁楼里的死气好闻。他把呢帽往下压了压，迈步走进巷子。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阿水婆的门已经关上了，门缝里飘出一缕草药味，苦得让人皱眉，但那股苦味让他觉得踏实。
下午三点，他到了台北车站。
车站广场上人很多，卖甘蔗汁的、擦皮鞋的、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混在一起，嗡嗡的。他混在人群里，走到站台边，看了一遍列车时刻表。往基隆的慢车，四点十分一趟。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周水生”身份证件，正准备去买票，目光忽然被站台另一头的一个身影钉住了。
那个人穿着藏青色风衣，头发梳得油亮，正背对着他在看时刻表。他旁边站着两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手插在兜里，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藏青风衣的人转过身，露出一张瘦削的长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
魏正宏。
他今天没穿军装，没戴肩章，看起来像个出差的商人。但那双眼睛，林默涵在四年前见过——1947年的南京，他被捕的时候，审讯室里那个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的黑影，就是这双眼睛。阴沉沉的，像两口枯井，看不见底。
魏正宏在看什么？他在看台北到基隆的列车时刻表。
林默涵的脊背窜起一股凉意。魏正宏也在往基隆去。是巧合，还是他接到了什么消息？是他要亲自去基隆布防，还是他发现了江一苇的情报，准备截胡？
林默涵没有犹豫。他转身往车站外面走，脚步不快不慢，像一个普通的赶路人。走出站台，穿过广场，拐进旁边的小巷。他靠在墙上，心跳快得像打鼓。魏正宏在车站，意味着北上的路可能被封死了。从台北到基隆的火车只有这一条线，如果魏正宏在车上，他一上车就可能被认出来。
他需要换一条路。阿水婆说的淡水河。从淡水河出海口搭货船去基隆。淡水在台北的西北边，从台北车站往淡水，可以坐公路局的班车，也可以骑脚踏车。他选了班车。
四点半，他上了往淡水的班车。车上乘客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呢帽压低，闭着眼，假装打瞌睡。车子摇摇晃晃地往西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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