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北京已经连日下雪，朔风把冰碴子刮得越来越厚，像是一个巨大的冰箱。
这天，北京一家工厂上午的工作终于结束了。
喇叭播放着舒缓的音乐，提醒着工人们应该吃饭。
人事科的文员带着一个年轻人一起到工厂食堂。两人挤在人群里，文员低声询问：“你为什么现在来？已经中午了，我们下班了。”
年轻人嘿嘿一笑，让他看似沉稳的脸显出几分滑稽与憨厚。“我租的房子离这里太远了，我身上也没钱，所以来的晚了点。”
文员有点同情的看了他一眼。
早在1984年，国家就放开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限制。因为配给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管控越来越松懈，贫瘠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故乡农民和工人日益增长的生活与精神需求。劳动力开始自发或被动的涌向经济发达的地区。
这个年轻人显然也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一员。
文员随口道：“你口音听起来像是本地人啊？怎么还会没房子住。”
年轻人苦笑一声，没有多说。
文员一看他这样，就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才二十岁的人，拮据点也很正常。
文员借了一套碗筷，带着年轻人吃完午饭，又说：“中午这里还是要休息的，床铺我晚上给你安排。现在你就在人事科的沙发上将就，下午带你办入职手续，顺便熟悉工厂流程。”
“这里是厂里的规章制度，你拿在手上看看，有什么不懂得下午问我。”
文员说完，带上门走了。
这个办公室有四个座位，领导座位靠窗，收拾的很干净。
至于为什么确定那是领导的桌子，是因为文员离开前把需要签字审批的文件放在这张桌子上边，一般只有领导才有审批的权限。
年轻人没睡觉，而是仔细看那份规章制度文件。
这个时候社会上还残存着战争留下来的一些规矩，规章制度制定的非常严格。不过规则是给没有背景的人准备的，有的人老子娘羊水都金贵，生下来的孩子自带金光，当然不用遵循一些繁文缛节。
年轻人看得非常仔细，好像要把规矩印在脑子里。
毕竟如果要干一些规则之外的事情，熟悉规则是干坏事的最首要的门槛。
直到文员和回到科室时他才放下文件。
“身份证件，或者户口本，带了吧？”
“带了。”年轻人立刻点头，并奉上证件。
文员接过，扫了一眼，哟了一声。“姓氏还挺稀有。”
说完，她在人事档案袋姓名栏上动笔，写下一个大大的“黎”字。
……
……
……
“小黎啊，你要老婆不要？”
1995年，厂里一个老员工忽然发问。
年纪大的人总是热衷于做媒。
被叫做小黎的青年愣了愣，说：“叔，你这是？”
“我家里那位最近不是交了新朋友，说她那朋友家里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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