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自以为是者——自以为站在历史的高点，却不知心已污浊，被欲望统驭的心，一切出发点都带着利益的驱动，高明在哪里？
“王道者，尽精微而致广大。”
石鼓书院山长吕广问声音宏大，附议廖迟之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道：“致广大，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也。然则，何以尽精微致广大？”
“其一哉，内其国而外诸夏。”六合同风，九州共贯，齐其政，不变其俗。
“次二哉，内诸夏而外夷狄。”德洽四海，协和万邦，天朝藩贡，宾服远夷。
“其三哉，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太平，进之大同，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如上三全，则尽精微、致广大，知行合一，王道千载不殆也。”
胡宏、李侗、胡宪、王去非等人都点头。
永嘉书院山长许世原辩驳道：“《春秋》治升平，有大法四，其一即奖诸夏能持霸权以制夷狄。霸道固然不及王道，但绝非为王道对立。霸道亦为道，非与苛政、暴.政相提并论。”
太学祭酒金安节接过他的话道：“何曰礼法？一则依礼制法，二则礼中有法。法中，又有刑法。王道可离礼法焉？”儒家认为礼为仁道，法为霸道，金安节这话即指王道中本就有霸道。“扶善惩恶是义刑，吊民伐罪是义战。兵戈固然不能妄兴，然推仁于万邦，戈止亦不可取。若外邦禽兽当道，暴.政为行，中国偃戈与禽兽谈仁，何如与虎豹相谋？”
谯定的学生、峨眉书院山长张行成道：“政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以德为首，谓之君子之国。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谓之枭霸之邦。苛政小人逞志，利益至上，谓之物利之邦。暴.政盗贼当道，杀戮罪恶，谓之禽兽之邦。——如枭霸、物利二邦者，可以仁义教化之，唯禽兽之邦者，必以武讨之。如夏桀、商纣、秦亥、隋广，暴君当以戈止也。”
这两位都是肯定宋周两国兴兵讨伐实行暴.政的蛮夷之邦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像吐蕃这种割据分裂如春秋时代的乱世，大宋兴兵统一，也就是孔子赞管仲所说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节认为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张行成认为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辩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之时，乃因三代帝王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
胡宏以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为王道，但必须是“出於至公，无一毫私心”，否则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认为卫希颜是这样的“无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战争均是为利益而动——除了灭金战争不算，这是报国仇、雪国耻，《春秋》亦有法。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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