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转眼间已是康熙十九年的二月，永昌新城已经建好，按惯例城周长五里，外边环绕着一圈高约七丈，黄土夯实的包砖城墙，雄伟的县衙位于县城的正中，一排排规划整齐的民居环绕于县衙的周围，其它各类庙宇、商铺、兵营之类的建筑也是一应俱全。自去年平乱之后，陆续又有八千余或是在外流浪，或是避入深山的本县原住民，返回故土，一部分被安置在了县城之内，一部分则是仍然回到城外的原住址结寨而居。
城内虽然人口暴增，但百姓们各安其业，县衙也招收了百余名胥吏衙役，分属六房，管理各项事务，这些役吏们，朝廷不给发放薪俸，需“自谋生路”，就算是雇佣得再多，对县衙也不会造成任何财政上的负担。
街道之上，此时亦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县衙工房的胥吏差役们，正忙着将数栋刚刚建好的房屋拆除重建，当然将来再次建好了之后，还是要拆的，自从在黑河之上兴建渡口的建议，被“明察秋毫”的知县老爷以从未在黑河上见到过船只为由，拒绝之后，他们就只能把主意打到城内的“违规”建筑之上。
刑房的胥吏差役们，亦是忙个不停，路边摆摊的，必须得脾气暴躁的、小肚激肠的，挨在一起，邻里之间有纠纷的，需得买通附近的某位长舌妇人，时常的串串门，煽点儿微风儿。点点儿小火儿，喜欢的喝酒滋事的，这最廉价的水酒也是不能断的，虽然有些小小的投入。但只要将事情闹大，告上衙门，一场官司下来，不仅连本带利的全部收回，还能赚回不少。
刚刚建成的县衙之内，吏房的胥吏们故意将简单胥吏衙役录用手续，变得繁杂无比，每道关坎之上。皆由一名胥吏坐阵，拉着衙门脸，细细的“审阅”着各项资料，不少胥吏习惯性的将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宛若敲着一根竹杠。
户房的胥吏差役们则是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将鼠耗、火耗、养斛米等各项陋规背得滚瓜烂熟，专等五月起科之时，一展身手，大大的捞上一笔。
而萧家派来的家人。除两名留在巩昌和兰州打探消息，一人做了县衙门房之外，其余的也都是分散到各房，和胥吏衙役们一起。管理县境内的各项事务，按惯例。县太爷是外乡人，而胥吏衙役多为本地人。为了防止本地人糊弄外乡人，县太爷都会带上二十名家人，分散到各房，对胥吏衙役们实施严密的监督，并且插手干预各项事务，以保证从百姓手中盘剥到的银两，能够最大限度的流入县太爷的腰包，当然，这些家人也会顺便发些小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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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年关的时候，朝廷关于此次平匪的封赏便已颁了下来，萧俊勇略过人，扫除西北饷道隐患，赐爵恩骑尉，赏银一千，恩骑尉正七品，可世袭传承，这赏赐倒也不低。
孙子远身为典史，居中统筹，赏银五百，加记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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