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营飞抵安哥拉。
一下飞机，机场的景象跟任何一个繁忙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这帮旅客个个背着大行囊，挂着装满子弹的冲锋枪，腰间系着防毒面具，天空中有喷气式战斗机在巡逻。
我们行军到了军事基地，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帐篷，中校召集我们训话，很骄傲地宣布：我们参加的是水星行动，目的是保护我国在南部非洲的权益和消灭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从空降旅变成了解放者。
尽管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很可笑，但我们知道自己很可能在战场上死去，我们是来保卫某些我国大公司的利润的，这些公司跟政府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当然知道战争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最为紧张的是那些老迈的有钱人和那些在南部非洲上有着数十亿元收益或损失的王八蛋。
但我后来知道我是错的，在这些南部非洲作战的部队中，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是将军的人数达到三千多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然，高级文官的后代也达到了上千人，我对我的想法感觉深深的歉疚。
11月底，更多的大兵来到安哥拉，尽管我们在宗教信仰、扑克牌游戏规则以及最佳女人胸部和腰部的评判标准等问题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我们仍然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战斗队伍。
把战斗队伍称为大家庭的说法太没有创意了，我们宁愿说最好的战斗队伍就像一个不和睦的大家庭，不和睦的程度和方式决定了我们在战场上生存的可能性和方式。
到了12月，天气开始转凉，空气不再像着了火一样，然而在我国国内，反战人士闹翻了天，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女友李珍给我寄来一大堆反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将目前的南部非洲的冲突与我国的资源状况和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
不过，我们这些空降兵独立侦察排的大兵们才不理会什么资源呢，我们关心的是活命和射击。
工兵在军事基地中建了一个靶场，我们每天都要进行1小时的射击训练，后来，我们几乎百发百中，于是不再瞄准，端起枪来就射，一名狙击手在抠动扳机的瞬间就知道他能不能有效地击中目标。
射击训练完毕后，我们还要清理武器，当别的部队的士兵返回营地后，我们还得在靶场周围巡逻，顺便清点我们的战果。
有一天，我在巡逻时发现4名黑人正朝靶场走来，通过望远镜观察，我发现这4个家伙正拖着一块胶合板翻过一座小沙丘，靶场附近经常有当地黑人出没，这片地方是他们的家，而我们是客人，然而这4个人的举止有点不对劲，我一时猜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也许他们是送食物给我们，也许他们心怀敌意，图谋不轨――一想到这，我们立刻提高了警惕。
李德勇和麦元建端着狙击步枪在后面警戒，强阳明和我则迎着这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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