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一个破旧的窝棚旁边，一个穿着苗装的女人坐在门口休息，身上一身汗水和一身尘土，看来是刚从地里回来，她的身边坐着几个小娃，都穿着苗家自己织的衣服，同样的脏，就像灰堆里扒出的小豆豆。
我弯着腰进了她家的屋子，询问她家生活的情况，她叫杨小记，三十七岁的女人在我们家乡正当是青春年华，而三十七岁的她就显得很苍老了，脸上满是风雨摧击过后的沧桑。
因为长期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营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又差，因此这里的人都显得非常苍老，单从外貌上来看，远远超过他们的真实年龄。
她家有两个老人，老公叫张迎财，比她还小五岁，下面还有四个小孩，三女一男，大的是个女孩，已经十二岁了，却从未上过学，只有老二张小东（男孩）在读二年级，家里只是种了一点玉米和一点点稻谷，全年勉强够吃。
我看到她家里挂着一个葡萄糖的输液瓶，便问她是不是有医生来过这里帮她家人治病，她告诉我，是她前不久病了，到文东街去配了一瓶液体回来输的，花了三十块钱，因为骑马岭没有医疗诊所，如果寨子里有人生病了，就去文东街配点药回来，或者干脆就硬熬着。
由于没有医生在场，我真担心他们这种自助式的医疗会不会出现药物过敏之类的事，那就相当危险了，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的限制，他们的生命就像野地里的草芥一样，听天由命。很多人不幸早逝，正如一首诗所说的那样：“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亡，不到白头死。”
因此这里的寡妇和孤儿的比例相当高，而当地死一个人就像死了一只鸡或是一只鸭一样司空见惯，我在这里痛苦地感受到生命价值之轻。
辞过杨小记一家后，我们到了桃小贵的家，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家庭缺失主心骨，那就更不像一个家了，房子是小小的窝棚，几块竹片架在一起就算是床了，床上是几块破布，既作被子，又作床单，因为很多劳动他无法做，所以他的女人王小该出去干农活去了，他则在家带孩子和干点家务。
家里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大的叫桃小鸭，是个男孩，十一岁了，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法上学，只是在山后的江边种了一点玉米，收成只够吃五个月左右的粮食，缺粮的时候，就把家里养的猪和鸡等拿出去卖了，有时出外帮工赚点钱，以换来大米。
特区政府在去年给他们家发过一点粮食，面对这个贫穷的家庭，他也显得非常无奈，只能天天双眼望天，熬一天是一天。
从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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