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
再次，是南华联邦的老龄化程度，南华联邦在1960年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但预估1980年左右大概30%。
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加大，预计1980年适龄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将等于目前的3-4倍。
因此，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南华联邦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其实，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但是其他发达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口红利下滑带来的冲击，而南华联邦情况却令人忧虑，从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乏力导致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拉动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
第二，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南华联邦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进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南华联邦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南华联邦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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