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殖民者为维护其统治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蓄意挑起部族矛盾与部族冲突。
在南部非洲，英国人和布尔人对黑人各族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们征服科萨人时，就挑动祖鲁人进攻科萨人，当他们与祖鲁人战争时则利用科萨人为其服务。
1879年英国人占领祖鲁兰之后，把这里分割为13个保留地，把祖鲁人分给13个酋长管，为的是使他们通过自相残杀、互不信任和彼此妨忌，而削弱力量，而随后黑人家园的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部族主义势力，并使部族主义仍为南非政治中一个令人关注的因素。
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国家沦为殖民地后，殖民者采取了扶植图西人，遏制胡图人的政策，使得两大部族对立情绪不断滋长，相互间不断发生冲突和仇杀事件。
1962年两国独立时，在卢旺达占统治地位的是胡图人，而在布隆迪的则是图西人，从各自部族立场出发，在卢旺达的图西人要改变政治现状，而胡图人则要维持现状。
在布隆迪，胡图人要改变政治现状，而图西人则要维护现状，正是这种坚持改变和维护国内政局的斗争，不仅使得两个国家独立后成为非洲国家政局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而且很可能导致部族大屠杀。
2.国家部族政策的失误。
非洲人民在处理部族关系方面成功者不乏其例，和睦团结的部族政策推动使有的国家从经济困难中走出，如加纳、坦桑尼亚。
有的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
而部族关系处理最好的当首推喀麦隆，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则缺乏一个公正、平等、团结的部族政策，其表现如下：
一是政党部族化，从理论上讲，政党是代表某一阶段、阶层或政治集团并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而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这些政党大多是二战后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由于国内阶级分野和对立不明显，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当薄弱，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政党的领导人本身就是部族首领或氏族、部落酋长，再加上非洲多部族结构的国家特点，这些都决定了部族利益、部族倾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颇大。
这些政党无论在领导组织成员构成，还是纲领政策上都具有浓厚的部族主义色彩，从而使政治斗争极易演变成为部族冲突。
像肯尼亚支持莫伊总统的卡伦津部族与前副总统奥迁加的卢奥部族之间的斗争，成为肯尼亚30多年来最激烈的斗争，其目的都希望本部族的人上台执政，在索马里、刚果、塞内加尔、多哥等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二是军队部族化，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家机器还未成熟和完善的非洲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能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因而在非洲国家中一名校官甚至一名中士发动军事政变并得手的例子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