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多的共识。
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趋于增大，国际事务中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保证世界总体局势和平稳定的因素之一。
信息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在信息和文化的交流上有空前的发展，这一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反应：
一方面，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信息上互相交流、彼此融汇、吸纳学习的趋势发展迅猛。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碰撞和不适应浮上表层。
在发展中国家，弱势文化产生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反弹，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些宗教传统较强的国家也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复兴。
在发达国家，实际上也出现了某种保卫文化纯洁性或保护文化特性的要求，甚至也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回归的倾向。
上述文化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和局部特征，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可能增大，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等的传播，都可能成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进行较量的手段。
总的说来，文化的融汇是与经济社会新发展相应的总体发展趋势，碰撞是一定变动期间的必然反应，两者将导致多样化和全球化矛盾统一的一种文明发展。
目前国际安全问题更加趋向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实际上，环境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计算机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日益具有全球性质，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议题。
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网络化和大型化已成为重大的国际性问题。
在世界一些地区，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地区性冲突增多或激化，加上大国对当地的介入或存在利益的碰撞，一些热点仍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超级大国的走向对世界影响至大，超级大国在国际上不时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动，显露出过强的主导欲望，并过度依赖军事实力解决问题，不能不给国际安全带来相当的负面影响。
在超级大国解决恐怖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以及所显露的战略意图也值得关注，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形势中仍然存在局部的战乱、紧张和动荡。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实际上是若干全球性社会问题，如南北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文化相容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边缘化问题等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成为全球性议题，今年，全球经济论坛和全球社会论坛两个会议对峙召开，带有相当的象征意义。
以前，各国政府是国际活动的行为主体，近年来，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活动中相当活跃的行为者，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