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包容性制度，而有的国家或者地区不仅没有采用类似的制度，反而实行了榨取性制度呢？
这种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北美和南美在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殖民者实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励土著和新移民为经济发展而努力，成为了制度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差异，尽管这种制度差异一开始非常小，但经过不断演化，其结果却大相径庭。
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北美和南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
除了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仔细对待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领袖角色。
但是国家盛衰的标准是不是就等同于经济增长呢？人均GDP、贫富差距、人均寿命、乃至更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到底什么才是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显然比较直接和简单，那就是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兴衰的标准。
这种标准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衡量，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展无非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各种组合，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增长。
而制度则是让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配置，得到优化从而加速经济增长。
不过更重要的批评是这一经济增长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作为目的，那么必然遭遇哲学界关于意义的责难。
如果经济增长本身仅仅是手段，那么增长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
其中提到经济学上的一项测算，大体而言，有一个人均收入的限制，当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时，人均收入的继续增加对幸福感提高的影响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于15000美元，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有有极为正面的影响。
但幸福又是什么呢？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经济学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质的笑话称10个经济学家能就同一个问题提供11个答案。
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和岛上的一个渔民对幸福会有相同的定义，而且即便两人的幸福感相同，也无法从中得出什么教益。
有一个标准或许值得考虑，那就是选择项增多，或者说选择空间扩大，尽管个人的选择能力不同，但面对更多的选择，依旧可以增进个人的效用，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的扩展。
发展的目标定为人的自由的扩展，收入增长与选择集扩大之间一些联系，但有些自由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就自动获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
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自由的扩展，而自由本身又是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过自由的手段来达成，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国家盛衰评价标准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那么对于这样的论述，可能就会略觉肤浅。
于是，我们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未能解释在三者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何经济增长会出现重大的差异，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实际上，地理、文化和领袖不可能尽然相同，这或许可以反过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用了不同制度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长。
允许私人自己做决定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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