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媒体想要节省聘请评论员的费用，或者他们实在缺少专家，甚至不惜把退役的少校和上校都请到演播室来——而同样，这些人当中良莠不齐。
他们都是在向我国公众散布一些混乱不清的信息，有时候还做出危言耸听的预测，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我们经常不得不分派一些人员去应对或驳斥这些不实之辞，而一旦他们猜中了，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无异于在向敌人透露我们的战略，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媒体的评论员们给我造成了着实不小的麻烦，让我苦恼不已，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经无上荣耀地维护过我们国家的利益，都是些功勋卓著、受人尊敬的人，站出来批评他们不懂得这场战争往往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他们也受宪法的保护，当然他们理当受到这种保护，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是纯粹地在泄嚣国家机密，他们只是在进行猜测。
可实际上，他们当中有的人就是在泄密，在伤害我们的利益，孙二虎部长和元帅被这些家伙弄得怒气冲冲。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孙二虎部长对这些人进行了谴责，指责他们当天在根本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妄加评论，事后，我给他打去电话，说：“谢谢你，二虎叔，我想告诉你，你让我总算过上了顺心如意的一天。”
其实，孙二虎部长应我们的请求联系了所有军种的参谋长，让他们给自己的退役将领打电话，请求这些人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负责，这一举措对我们有所帮助，但还是不够，这件事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很清楚，情况必须有所改善，必须就这种行为制定并实施一种衡量尺度与标准。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消息称南非警察正在逃跑，他们知道我们反对南非国民党，而在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统治期间，南非的一切事务都是由南非国民党一手负责，其中包括警力部署，他们不想在战后为此受牵连，这又是一个我们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在战争开始之际出现这种情况，预示着维护当地秩序与法制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正在战斗期间，所能做的也只有期待他们在冲突结束后能重返工作岗位，否则，我们手里就多了个大问题。
不过，另一个更急需我们处理的问题是，南非白人的抵抗人士，正如布尔战争期间那样都打扮成了平民，甚至包括一些妇女，然后突然向我们的部队开火。
他们还躲进了医院、学校和其他民用建筑、宗教建筑和古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愿意攻打这些地方，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批不同以往的抵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