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流社会和争取认同的努力往往得到的是消极反馈。
跨境族裔的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多一重的困境在于：他们是蒙疆人，却不为族裔意义上的蒙族裔人所认同，其中有一部分也不认为自己是蒙疆人，他们想往前一步融入蒙疆社会，却困难重重，但往后一步退回自己的族群里，又会被认为不接受华夏文化。
很大程度上，当前蒙疆社会对于族裔的消极看法，与其说是因为族裔的差异，不如说是因为社会成员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的差异，且不论跨境族裔被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当大多数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存在同样的问题时，当被排斥成为一个群体的群体性特征时，被排斥的人们往往会利用族群这一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情感动员工具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诉求。
显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复杂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当人们以某一民族或族群的身份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时，表达的对象是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案也随之由针对个体权益的社会政策成为针对群体权益的民族政策。
当今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忽略社会成员的族群身份差异，给予同样待遇，维护公民身份的平等关系。
另一种是重视结构性不平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给予优惠待遇。
现实地看，这两类民族政策各有各的困境：前一种无法解决事实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后一种会固化族界，为民族主义的发展留下制度途径和组织空间。
跨境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所有社会问题在一个方面的反映，跨境民族问题的解决，受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宗教、语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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